对许多马来西亚人而言， 纳吉·拉扎克总理的愿望 是建设“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平等的社会”，这很可能引起了他们对2015年的期盼共鸣。
马来西亚人似乎日益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根据一项 2014年皮尤全球调查，77%的马来西亚人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严重问题。政府承认， 不平等状况依然严重，并表示要解决这些差距，将是马来西亚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马来西亚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全球经验表明，有两种可能的政策杠杆可以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首要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提供平等机会。高技能劳动者增多时，工资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同样，如果弱势背景的创业者具备成功所需的技能和资源，高收入雇主就不太可能总是来自较富裕群体。
以韩国为例，该国43%的劳动力拥有大学学历或更高学历；相比之下，瑞典为34%，美国为32%，马来西亚为25%，巴西为17%。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 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 在韩国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另一种解释见 Cheon等人 的研究）。
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税收和转移支付前） 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税收和转移支付后）
马来西亚和瑞典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相近，但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仅略有变化，而瑞典的基尼系数则下降，显示平等程度有所提高。来源：经合组织《2014年家庭收入调查》（马来西亚）；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计算
瑞典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吗？确实如此，这正体现了第二种政策杠杆的作用。如果无法防止市场收入不平等（连瑞典也做不到），政府就可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网调节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人们实际能够花的钱。考虑到税收会降低富人的可支配收入（瑞典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为57%），而转移支付会提高穷人的收入，瑞典的不平等程度最终低于韩国。
尽管巴西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些政策杠杆也帮助该国减少了不平等。以入学为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以及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项目，推动了入学率上升。随后， 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约占 2001年至2007年间不平等程度下降幅度的一半。另一半可归因于社会转移支付的增加。估计2009年，税收和转移支付使基尼系数 下降了0.11点。诸如 Bolsa Família 和BPC（面向贫困老年人的福利）等直接转移支付，具有较强的累进性，覆盖面广且精准度高：85%的贫困人口和98%的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至少获得一项直接转移支付的家庭中。
这些经验对马来西亚有何启示？
首先，必须让所有马来西亚人掌握在劳动力市场获得高薪所需的技能。尽管几乎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接受过中等教育，但高等教育阶段的不平等程度很高：收入最低五分位群体中的年轻成年人仅有5%获得学士学位，而收入最高五分位群体中这一比例为40%。
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对于社会经济流动至关重要。世界银行的 最新一期《马来西亚经济观察》发现，户主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家庭中，有84%属于“中等及较高阶层”，即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群。报告分析发现，这些差距大多源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等长期因素。因此，为所有马来西亚儿童在优质基础教育上进行有成效的长期投资（从学前教育开始），对于缩小教育和收入差距至关重要。
更具累进性的税制也会有所帮助。最高边际所得税率（25%）低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也低于韩国（38%）和泰国（35%）等其他亚洲国家。更具累进性的税收有助于政府为扩大社会保障网提供资金，使其体系更加整合、目标更加精准，并更契合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同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
本文最初由 世界银行博客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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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rederico Gil Sander是世界银行马来西亚高级经济学家。Pui Shen Yoong是常驻吉隆坡的研究分析师。
图片：在马来西亚八打灵再也的泰国佛教寺庙Chetawan Temple，一名儿童在卫塞节将硬币投入金色佛像中，象征祈福。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