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其避免硬着陆的前景正在减弱。决策者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应对日益分化的双轨经济所带来的挑战。
1月份公布的最新同比数据凸显了其中的风险：消费者价格指数降至0.8%；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4.3%；出口收缩3.3%；进口下降19.9%；广义货币（M2）增速放缓1.4%。
此外，人民币面临下行压力，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复苏带动了资本外流。鉴于工业利润增速大幅下滑（从2013年的12.2%降至去年的3.3%），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也大幅减少（2014年下降37%），人们相当担忧，当下的通缩周期可能引发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中国希望通过从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确保长期经济发展。但这一过程造成了经济表现的显著差异：尽管国有企业（SOE）获得信贷的机会更好，其表现却明显逊于私营部门的同类企业。中国繁荣的一、二线城市与发展滞后的三、四线城市之间，房地产价格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不过，前者家庭收入较高，因此住房负担能力更强）。
当局当前的任务，是确定如何支持表现较好的轨道（私营部门以及一、二线城市）持续增长，同时消除表现较弱轨道（国有企业以及三、四线城市）的产能过剩并提高生产率。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处理此前政策带来的后果：当时，通过向滞后轨道投入更多资金并给予优惠政策，结果却助长了产能过剩和不可持续的地方债务。
换言之，中国必须正视糟糕地方规划决策造成的沉没成本。官员不应继续寄望于官僚干预能够修复有缺陷的项目，而应采取市场化方式，让损失通过破产程序进行分配，从而使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转向生产率更高的活动。
中国经济的双轨结构也为宏观金融管理带来了独特挑战。随着快速增长的行业吸收越来越多的资源，需要转向更加市场化的利率，以确保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与此同时，增长缓慢的行业面临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可能过于专注于偿还债务，以至于停止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即使利率下降也是如此。因此，传统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陷入了相互竞争的信贷需求之间：一条轨道需要支持生产性增长，另一条则试图为重组争取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PBOC）试图通过根据行业或金融机构类型实行差别化准备金要求来应对这一困境，但结果并不令人鼓舞。
例如，去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基准利率，旨在帮助降低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却引发了投机性股市繁荣。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令人失望后，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采取行动，将银行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并对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额外下调50个基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下调400个基点。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两条轨道似乎都不认为自身的信贷需求已得到满足。
应对这些结构性挑战的努力，不仅受到制度障碍的阻挠，也受到根深蒂固的官员腐败的影响。问题在于，反腐措施尽管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却会在短期内削弱官僚体系的运作效能；在改革关键年，尤其是在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旨在打击腐败、减少产能过剩并处理不可持续地方债务的制度改革，将带来长期红利和可持续回报。但为尽量减少增长受到的冲击，仍需采取减税、提高财政赤字等短期刺激措施。这意味着要扭转政府预算赤字近期的下降趋势：去年赤字收窄至1.8%，而2013年为GDP的2%。
从双轨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非易事。中国经济显然亟需修复。但消息并非全然悲观：经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仍在扩张，支撑着远高于多数其他经济体的整体增长率。此外，尽管有人担忧资本外流，中国合并净对外资产头寸为1.7万亿美元（占GDP的17.6%），仍足以支撑中国度过这一艰难转型期。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严肃推进制度改革是长期的必要之举；与此同时，增长放缓引发的担忧也加大了采取短期权宜之计的诱惑。当局正在采取有力行动，以遏制污染、提高能源效率、实施养老金改革，并扩大医疗保健和低成本住房的覆盖面。
更紧迫的是，中国领导层决心切除腐败这一毒瘤。与任何关键手术一样，关键在于确保必要的生命支持系统到位。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保持充足的流动性。
归根结底，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的两条经济轨道合并。采取适当方式，便能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且快速的增长。避免硬着陆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将为全球经济带来亟需的增长与稳定。
本文与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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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安德（Andrew Sheng），冯氏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咨询委员会成员，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肖耿（Xiao Geng）是冯氏全球研究所研究主任。
图片：一名男子在上海中心大厦附近乘坐自动扶梯。路透社/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