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但前总理温家宝恰当地将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表现描述为“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并指出其伴随而来的诸多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与挑战。如今，中国必须在过去以出口为导向、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与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新经济秩序之间做出选择。
廉价信贷以及一些扭曲的激励机制（例如对为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官员给予晋升）导致了规模庞大却存在大量重复的投资，进而造成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产能过剩。这一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政府资源被用于支持投资，也损害了中国的社会发展。
鉴于此，中国领导层已决定不再将GDP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的首要标准。事实上，延续至2015年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旨在将中国经济转向一种以质量和创新为基础、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增长模式，并接受在转型期间年度GDP增速可能降至7%的前景。
当今关于增长模式的讨论，大多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研究为基础。在索洛看来，GDP增长取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以及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即产出中无法由要素投入量变化解释、而是由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等因素带来的那部分变化）。
自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实施重大改革，经历了三个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期，每个时期持续5至7年。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生产率得到提升，并释放出大量非熟练劳动力，使其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加快至3%至4%。
第二个时期紧随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在此期间，他强调需要转向一种以市场为基础（尽管仍由国家控制）的体制，具体措施包括对外开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设立经济特区，以推动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幅跃升至5%至6%，部分得益于中国引进外国技术和专有知识所推动的“追赶”进程。
最后，在对国有企业（SOE）和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供应链，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4%，并一直维持到2007年。然而，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下降了近一半。
事实上，在五年前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显著且仍在持续的增长放缓。到2012年，人力资本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几乎降至零，而固定资本积累约占总增长的60%。大规模、依靠债务融资的资本投资使中国的信贷/GDP比率升至近200%，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近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急剧上升正反映了这一状况。
为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GDP增长，中国领导层必须推行一系列深入、全面且长期有效的体制改革，旨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改革应致力于推动中国从传统的供给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型，这一模式假定，建设硬件基础设施会自动带动需求增长。
事实上，GDP增长放缓可能恰恰是因为现有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与国内需求结构不匹配。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短期产能过剩的问题。
提高GDP增长质量，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意愿。国家应当避免直接推动投资，转而强化其监管和执法职能，包括制定和监督标准、建立有效的产权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宏观经济形势。同时，国家必须提高教育、医疗和安全服务的质量与供给水平，并尽量减少腐败和行政滥用。
简言之，中国必须将工作重心从实现GDP增长目标，转向营造有利于创新和竞争的环境，从而使市场力量能够更有效地决定价格并配置资源。由此，国家将成为一个中介角色，推动建设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少即是多”——也就是说，较少的干预将创造更多的创新机会。
国有企业在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运转提供了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但是，国有银行提供的廉价信贷激励国有企业制造过剩产能，从而加剧了经济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要纠正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就需要相关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退出市场。
除非中国领导层推行旨在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的重大结构性改革，否则他们将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正是这一陷阱使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未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此类改革所导致的GDP增速放缓，将被市场活力增强和整体经济稳定所带来的收益更多地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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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Sheng是冯氏环球研究所（Fung Global Institute）主席，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现任北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Xiao Geng是冯氏环球研究所研究总监。
图片：一名男子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操作钢架。路透社/Stri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