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在六个月内第三次降息，旨在减轻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宽松政策——辅以相应的财政和行政调整——对增加新增贷款需求作用甚微。相反，这一政策引发了中国股市大幅上涨。如今的问题是，这是否可能最终成为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迅速换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以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为基础的旧经济实际增长放缓，表现为企业利润下降、违约增加，以及表现较差的城市和地区不良贷款增多。与此同时，政府打击腐败、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过高和污染的政策，对投资、消费以及政府实现其承诺增长率的能力造成了下行压力。
中央政府施加了更严格的预算约束后，地方官员和国有企业（SOEs）已削减投资支出，如今变得过于谨慎。短期内，尽管当局努力营造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这种重组仍可能导致局部资产负债表衰退。
相比之下，私营部门势头渐起；自2014年3月以来，近期行政改革促使企业注册数量增加了54%。创新增多和服务业崛起帮助中国超越“世界工厂”的角色，发展出自己的物联网模式，由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平台型企业推动。
去年，中国新增股票交易账户约1430万个。中国人民银行降息，加上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下调，推动上海、深圳和创业板指数自2013年1月以来分别上涨95%、198%和383%。中国股市总市值从2012年底相当于GDP的44%，增至本月早些时候相当于GDP的94%。
这带来了重要的潜在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一面看，在低利率环境下，中国股市复苏代表着资产配置从房地产和存款转向其他领域的重要变化。中国储蓄中约有50%——总额高达GDP的一半——仅投向房地产，另有20%为存款、11%为股票、12%为债券。相比之下，在美国，房地产、保险和养老金各占总储蓄的约20%，存款占7.4%，股票占21%，债券占33%。
股市总市值上升还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对银行融资的依赖。美国的“金融化”程度远高于中国：截至2013年底，股票和债券规模分别相当于GDP的133%和205%。中国相应比例仅为35%和43%。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资产相当于GDP的215%，是美国95%的两倍多。
最后，中国股价飙升，仅用18个月就使净财富增加了37万亿元人民币（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7%。如果股价能够维持，这将对消费、流动性和杠杆产生深远影响。精明的家庭和企业家可以获利并减少债务。同样，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景气，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用于新的投资。
但股价迅速攀升也伴随着相当大的风险，尤其是金融部门可能滥用新获得的流动性，为泡沫资产中的更多投机性投资融资，同时扶持产能过剩的旧产业。2008—2009年就曾发生这种情况：上海指数飙升（2007年10月达到6,092点），加上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维持了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大部分信贷流向房地产和地方基础设施项目，实际上加剧了中国经济中最棘手的趋势。
希望这一次会有所不同。但即便中国散户投资者开始将资金投向创新型企业，要找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公司和行业仍将十分困难。
在美国，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导致市值损失4万亿美元。但美国成功避免了系统性危机。如果允许中国的动物精神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理想化的价格中辨别真实价值，那么尽管失败和整合不可避免，中国也能继续走向新经济。
随着中国的动物精神得到释放，它们将日益考验当局抵制价格干预、转而允许市场力量推动商业周期的决心。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仍有充足空间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事实上，去年年底，中国仍有22.7万亿元人民币的法定准备金，相当于GDP的36%；长期以来，这些准备金一直被用来“冲销”其大量外汇储备。这种“锁定的流动性”可以以新增银行信贷或新增股权的形式回流市场。
因此，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真正考验在于：通过完善破产机制，并制定防止欺诈和市场操纵的法规，改革能否让市场力量有效运行，甚至为其提供便利。若由动物精神而非当局引领，中国就能建设未来竞争所需的高附加值、高科技经济。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 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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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联涛，冯氏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目前为北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肖耿是冯氏全球研究所研究主任。
图片：行人走过红灯笼下方。路透社/Aly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