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过去五年多后,全球增长仍然疲弱。如果不采取行动,陷入“新常态低迷”的前景就会成为现实,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框架,以及解决私人部门债务积压、改善税收收入和税收遵从度的努力,对于短期内提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要重启并维持长期增长,必须推进改革,以加强劳动力参与、消除妨碍资源有效配置的障碍来提高生产率、促进竞争,并鼓励创新和技术应用。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识别、确定优先次序并调整最适合各国具体情况的改革。
我们在一项 新研究 中深入探讨了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潜在增长;该研究考察了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的生产率、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趋势。
问题在危机前就已出现
发达经济体增长持续乏力,部分原因是危机期间公共和私人资产负债表遭受了巨大损害,此后去杠杆进程缓慢。
但事实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很久,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潜在产出和生产率增长就已经开始放缓(图1)。金融周期的起伏,以及危机前由技术和改革推动的若干生产率激增,可能掩盖了这一趋势。

为促进就业和增长,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主张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尤其是扩大女性的经济机会(见此处)。更广泛地说,生产率在危机前就已放缓,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激励创新和技能发展尤为重要。农业部门受到大量补贴、日本影响零售企业规模的政策,以及意大利和法国仅在超过一定规模门槛后才生效的就业保护政策,都是会造成扭曲、导致发达经济体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的例子。
我们的分析显示,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和个人服务业扭曲最为严重,这可能反映了补贴、优惠政策以及进入壁垒导致竞争不足的影响。
改革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更好地在各部门之间配置生产性投入,并显著提高增长(图2)。例如,如果意大利和葡萄牙在未来十年内消除扭曲,其生产率增速每年至少可提高1.5%–2%。

图3列出了各国已识别的改革数量。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冲击此后有所减弱;产品市场改革则在20世纪90年代激增,并在21世纪头十年以相近的速度持续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较少,衡量指标是就业保护减少,或劳动力税收楔子下降——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占劳动力总成本的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与通信技术带来的正向“冲击”频率有所上升,不同部门对这类技术的采用显著增加,但在危机前夕增速放缓。

我们的分析还发现,发达经济体必须提升劳动力队伍的生产能力,进行必要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投资,并鼓励创新。消除妨碍最具活力的部门和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具有约束力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僵化因素,对于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提升人力资本同样重要,包括缩小技能差距和改善教育质量。
此类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因部门而异;通常,部门越接近技术前沿,收益越大。这类改革带来的红利也会随时间而变化。
要点
那么,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主要启示?
回归基本要素。 创新,以及对设备、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思想的投资,可以带来丰厚回报,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努力还可以产生巨大的全球技术溢出效应,使其他国家受益。
优先推进服务业改革。 通过产品市场改革,各国可以获得显著收益。例如,如果意大利放宽服务业监管,使其与荷兰的监管水平一致,那么所有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每年可达约0.1个百分点,服务业则约为0.4个百分点。
投资基础设施。 交通、能源和电信投资对于提高生产率、促进就业和增加产出至关重要。由于这类投资通常规模庞大、周期较长,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整个社会的广泛效益,就需要高度协调。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需要在这些项目的规划、实施和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目前,由债务融资的项目可能对生产率和产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通过高效投资满足已明确识别的基础设施需求时。
调整改革力度。改革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短期就业和增长成本。在需求疲软、投资效率较高且劳动力市场存在闲置的情况下,可以优先推进产品市场改革并增加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以立即获得就业和产出方面的收益。
本文由我们与 IMF Direct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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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a Dabla-Norris 是 IMF 战略、政策与审查部副处长。Vikram Haksar 是 IMF 战略、政策与审查部发达经济体与多边监督议题司司长。Kalpana Kochhar 现任 IMF 战略、政策与审查部副主任。
图片:画面显示巴黎郊外的总部大楼。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