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逝世，为人们反思他的遗产提供了契机——或许更重要的是，反思人们是否正确理解了这份遗产。
在担任总理的31年间，李光耀打造了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在威权主义与民主、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精妙地寻求平衡。这套治理方式被称为“新加坡模式”，但李光耀的治理风格常被误述为一种凌驾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的一党专政。李光耀将新加坡转变为繁荣城邦的成功，常被威权统治者援引为严密控制社会的理由——尤其是在中国。
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推行一项深受新加坡模式影响的变革议程：一场不懈的反腐败斗争、对异见的全面打压，以及亲市场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中共）从新加坡看到了一幅未来图景：在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延续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然而，中国统治者所理解的新加坡模式从未存在过。要效仿李光耀的治理模式，而不是其漫画式的 caricature（刻板 caricature），就必须允许建立一个比中共所能容忍的民主程度高得多的体制。
李光耀政治天才的真正秘诀，并非他娴熟运用压制手段的本领，例如起诉媒体或政治对手；这类策略在半威权政体中十分常见，算不上特别。李光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做法，是运用民主制度和法治，遏制本国统治精英的掠夺欲望。
与中国不同，新加坡允许反对党参加竞争性且自由的选举（尽管选举未必公平）。在2011年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六个反对党合计赢得了40%的选票。如果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PAP）因治理不善而失去合法性，新加坡选民就可以将其赶下台。
通过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李光耀有效地建立了一种政治自我约束和问责机制——他赋予新加坡选民决定人民行动党是否继续执政的权力。这一约束机制维持了新加坡统治精英内部的纪律，也使其承诺具有可信度。
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方从未充分肯定李光耀的功绩：他构建了一套威权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混合体制，大幅改善了本国公民的福祉，同时没有让他们遭受许多新加坡邻国所诉诸的残暴与压迫。
中国若能接纳这一模式，推行相当程度的民主并加强对法治的遵循，将是明智之举。若中国统治者采纳新加坡式的政治制度和实践，中国14亿公民将受益匪浅。这至少意味着，使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合法化，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并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
效仿李光耀将使中国取得巨大进步，成为一个更人道、更开放、未来更光明的社会。遗憾的是，这几乎不可能发生，至少短期内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及新加坡模式时，心中所想仅限于延续自身权力。他们想要政治支配地位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接受竞争性制度环境所施加的制衡。
李光耀或许对民主的益处持怀疑态度，但他并非本能地敌视民主；他懂得民主的用处。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将民主视为一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消除的生存性意识形态威胁。对他们而言，即便允许一丝民主，以此约束精英，也被视为自取灭亡。
遗憾的是，李光耀已不在人世。人们不免设想，他向中国领导人阐释新加坡模式真正创新之处的情景。显然，这已不可能。但中共若能停止挪用新加坡品牌来服务于截然不同的议程，将是明智之举——哪怕只是出于对亚洲伟大政治家的基本尊重。
本文与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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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也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图片：2015年3月23日，在新加坡丹戎巴葛社区俱乐部，一名男子向已故前总理李光耀致敬。该选区自1955年以来一直由李光耀担任国会议员。路透社/Edgar 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