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在经历反弹、从2008—2009年“大贸易崩塌”中恢复后,于2011年期间开始显著放缓。1 2012年和2013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仅为3%,而危机前时期(2002—2007年)接近7%,1985—2007年期间则为6.8%(图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年里,世界贸易的实际增速低于全球GDP;而在危机前时期,全球贸易增速则高于全球GDP(图2)。2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哪些因素导致了全球贸易放缓?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恰当地厘清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各自的作用,因为它们对前景的影响截然不同。如果贸易放缓仅仅反映了经济活动疲弱——近几年经济活动确实十分疲软——那么,预计产出增速回升应会带动贸易流量反弹。然而,贸易放缓也可能反映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例如保护主义抬头,或全球生产模式发生变化。如果这些因素正在发挥作用,全球贸易和GDP的动态关系可能会发生永久性变化,全球预测中常用的经验弹性也可能不再准确。
图1. 全球货物贸易

图2. 全球GDP与贸易增长

来源:CPB、WEO及法国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分三步展开。首先,介绍全球贸易放缓的一些关键事实。这些事实表明,贸易放缓在发达经济体尤为显著,特别是在欧元区。不过,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受到影响,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EMEs)。其次,本文使用一个贸易模型来估算放缓中有多少可以由周期性变化解释。该模型概述于Bussiere等人(2013),将实际进口与相对进口价格以及一种新颖的总需求衡量指标联系起来;该指标根据GDP各组成部分的贸易强度赋予权重。模型基于18个OECD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估计,并更新至2014年第二季度。结果表明,放缓的大部分可以由周期性因素解释。第三,本文转而讨论贸易放缓背景下常被提及的“结构性”因素,并得出结论:全球生产链似乎并非放缓的重要成因,而保护主义可能发挥了有限作用。尽管这类因素的影响难以量化,初步证据表明,不能排除它们的作用。3
关键事实
贸易放缓似乎具有显著的区域性。首先,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大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图3)。其次,即使在这两组国家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异(图4)。先看发达经济体:2012年欧元区贸易尤为疲弱,之后在2013年有所反弹。尽管欧元区贸易放缓大多源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但欧元区以外的贸易也对全球贸易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表现弱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在2012年,这可能是欧元区经济活动低迷产生外溢效应所致。鉴于放缓大多可归因于发达经济体,下一节的分析聚焦于由18个OECD国家组成的面板。
图3. 全球货物贸易(贸易量)

来源:CPB。
图4. 全球货物贸易:区域特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来源:各国来源及法国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周期性因素的作用:模型结果
我们采用Bussiere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该研究根据多种需求指标估算进口弹性:经进口强度调整的需求(IAD)、国内需求(DD)和GDP。与较传统的需求指标不同,IAD依据OECD投入产出表,对进口密集型需求组成部分赋予更高权重。因此,我们在此采用IAD设定。下图比较了模型预测值与实际贸易量增速。就纳入估计的18个发达经济体而言,目测图表(图5)可见,该模型在解释观察到的进口放缓方面表现相当不错。
图5. 进口量:数据与模型

为更好地理解这些模型的表现,并量化贸易放缓中可由周期性因素解释的部分,我们从2012年第一季度起,计算数据中的累计进口量增长、模型所隐含的累计增长,以及假设进口量按历史平均增速增长时所隐含的累计增长。(见下方图6。)4
图6. 累计进口量:数据、模型与线性趋势

我们发现,按历史平均增速计算,累计增长为13.2%;模型预测增长为8.6%;实际观察到的累计增长为4.6%。在观察到的贸易增长与基于历史平均值计算的贸易增长之间8.6个百分点的差距中,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释4.6个百分点(54%)。5,6
非周期性因素的作用
与周期性因素相比,非周期性因素更难量化,也更难找到证据加以支持。本文主要讨论全球价值链(GVC)和保护主义的趋势。7 这类“结构性”因素的理由如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显著快于全球GDP。一种解释是,在全球危机前的几十年里,贸易自由化有力推动了贸易增长;它不仅影响了直接出口(一国向另一国出口),也促使生产在各国之间进一步分散。具体而言,商品并非只在一个国家制造后出口到另一个国家,而往往通过更复杂的价值链生产:零部件在一国制造,在另一国组装,再出口至最终目的地。有人担心,全球危机终结了这一趋势,原因可能是保护主义抬头(或贸易自由化进程放缓),也可能是生产商意识到全球生产链过长且效率低下。
全球价值链(GVC)
全球价值链数据依赖投入产出表,而这类数据的发布滞后较久。8 因此,最新可用数据截至2011年。由此,对于近期放缓,只能分析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代理指标。世界银行近期一项研究(Ferrantino和Taglioni,2014)基本上以“进口中间品”来近似衡量全球价值链贸易。9 该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贸易可能是“大贸易崩塌”的成因之一,因为其降幅显著大于贸易总额;然而,在近期放缓期间,两者似乎同步变化。因此,不能断定全球价值链贸易是近期贸易放缓的重要驱动因素。
保护主义
关于保护主义,一个主要信息来源是全球贸易预警(GTA),这是一项由CEPR协调的独立倡议。GTA维护着一个涵盖2009年以来贸易措施的综合数据库,并以颜色标注每项措施:红色(几乎肯定损害外国商业利益)、琥珀色(可能损害外国商业利益)和绿色(促进贸易自由化或提高国家政策透明度)。10
下图列出截至本文撰写时已实施的新措施数量(图7)。总体而言,根据下图,不能断言保护主义措施数量在2014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因为数据可能向上修订);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近期放缓期间,保护主义措施数量维持在“大贸易崩塌”期间观察到的水平附近,甚至在2012年末和2013年初略高一些。
图7. 已实施的新措施数量

来源:全球贸易预警。
WTO关于保护主义的一项有用统计指标,是受到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与GTA统计措施数量相比,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WTO将已宣布的贸易措施(仅限传统措施)与细分进口数据相匹配,从而了解受影响进口所占的比例。图8列出了自2008年末以来的数据。根据这些发现,WTO得出结论:贸易限制仅温和增加,但这种限制会随时间累积,因为新增措施对旧有限制的取消形成了更大抵消。
图8. 受到新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贸易

来源:WTO。
关于保护主义,时间序列较长且跨国覆盖面良好的指标之一,是世界银行的临时贸易壁垒数据库(TTBD),其中包括反倾销措施、全球保障措施、中国特定过渡性保障措施以及反补贴税。根据贸易加权指标,这类壁垒的存量在近期放缓期间温和上升。
总体而言,就保护主义来说,根据GTA数据、WTO统计的受新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贸易,以及世界银行TTBD数据,贸易放缓期间保护主义似乎有所小幅抬头。鉴于保护主义措施数据存在局限,很难得出确定结论;但可以有把握地指出,过去2–3年并非贸易自由化大幅推进的时期,这或可解释为何贸易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幅快于GDP增长。11
结论:贸易前景如何……政策是否应作出回应?
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WEO)预测,2019年全球贸易将增长5.6%,实际GDP将增长4.1%。这些预测表明,全球贸易有望从当前低位复苏,并超过GDP增速。预计发达经济体投资回升,尤其将有利于全球贸易。
图9. 全球贸易量与实际GDP增长:WEO预测(12个月变化百分比)

显然,随着全球复苏进一步推进,周期性因素应会消退。在非周期性因素中,我们认为,只有在未来出现保护主义抬头的进一步迹象时,它才可能构成令人担忧的问题。相比之下,全球价值链贸易可视为应对结构性变化的一种最优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干预较难证明其合理性。
作者说明:此处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并不一定代表其所属机构的观点。
参考文献
Baldwin, R(2009), 《大贸易崩塌:原因、后果与前景》,VoxEU.org电子书,11月27日27日。
Baldwin, R和J Lopez-Gonzalez(2013),“供应链贸易:全球模式画像及若干可检验假设”,NBER工作论文18957。
Bussiere, M、G Callegari、F Ghironi、G Sestieri和N Yamano(2011),“贸易弹性估算:需求构成与2008—09年贸易崩塌”,《美国经济学杂志:宏观经济学》5(3):118–151。
Ferrantino, M J和D Taglioni(2014),“当前贸易放缓中的全球价值链”,世界银行《经济前沿》137。
Gawande, K、B Hoekman和Y Cui(2014),“全球供应链与对2008年危机的贸易政策回应”,《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Krugman, Paul(2013),“贸易增长放缓是否应令我们担忧?”,《纽约时报》博客,9月30日。 .
Sturgeon, T J和O Memedovic(2011),“全球价值链制图:中间品贸易与世界经济结构转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展政策与战略研究处工作论文05/2010。
尾注
[1]“大贸易崩塌”指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突然大幅下跌;早期分析可特别参见Baldwin(2009)。
[2]放缓的确切时间难以判断。全球贸易同比增速从2011年5月的7.4%降至次月的3.7%,此后一直处于低位,因此可以认为贸易在2011年年中开始减速。
[3]为使本文简洁且易于分析,本文不讨论贸易放缓的其他可能解释,例如贸易融资的作用及影响供给面的其他因素。
[4]计算平均增速时所考虑的时间段为1985年至2014年第二季度。请注意,其中包括“大贸易崩塌”,当时一个季度的进口量萎缩了10%。将平均值计算的起始日期推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贸易放缓约有一半可由模型解释。
[5]如果将同一组统计数据的起点改为2011年年中而非2012年,模型所解释的放缓比例将升至58%。在2011年最后两个季度,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相当不错。事实上,模型主要在两个季度低估了放缓程度——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尤其是在少数观测值中,包括2012年第四季度的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及2013年第一季度的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
[6]我们还使用GDP模型,在若干子样本中估算贸易弹性,以识别弹性值是否随时间变化。我们的面板回归结果表明,放缓时期估算的弹性与使用整个样本估算的弹性没有显著差异;但这可能是因为放缓时期很短,且系数估计不够精确。
[7]当然,也可以考虑其他结构性因素,例如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化(如危机后本土偏好增强)、金融服务长期中断而妨碍贸易融资分配,以及影响供给面的其他因素。不过,这些因素可能更难衡量,我们留待未来研究加以探讨。
[8]近期有关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可参见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3)、Gawande等人(2014),以及Sturgeon和Memedovic(2011)。
[9]这项世界银行研究采用三个部门(服装、电子产品、汽车)的细分贸易数据,使用广义经济类别将某些子部门标记为“中间品”,并以此作为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代理指标。研究聚焦这三个部门,是因为它们被认为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十分重要。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如果进口中间品用于生产在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就不应将其计为全球价值链贸易。事实上,全球价值链贸易只是进口中间品的一部分。如果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与再出口产品的表现相似,那么从增长率角度看,这种近似就会较为准确。
[10]GTA数据有两个缺点。首先,随着历史数据被发现,更多措施会被补录,因此最新观测值肯定会大幅向上修订。其次,另一个潜在问题是,数据除直接针对贸易的措施外,还包括“边境内”措施。
[11]无论如何,贸易自由化不可能永远持续。尤其是,关税一旦降至零,就无法再降低——关税也受零下限约束(尽管非关税措施始终可以逐步取消)。
联合发布: VoxEU
作者:Emine Boz是IMF研究部经济学家。Matthieu Bussière是法国银行经济及国际与欧洲关系局副局长。Clément Marsilli是法国银行经济学家。
图片:2009年3月6日,一艘集装箱船驶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布拉德湾。路透社/Andy Cl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