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研究人员近期深入研究墨西哥经济表现落后的细节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增长差距大得出乎意料。1999年至2009年间，拥有500名或以上员工的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8%，成绩相当可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员工人数在10人或以下的小型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增长则以年均6.5%的速度下降。
此外，这些小型企业的就业份额本已处于较高水平，在此期间又从39%上升至42%。鉴于作者所称的“两个墨西哥”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两个墨西哥”， 整体经济表现如此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化大型企业通过在技术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迅速提升水平，而经济却被效率低下的小型企业拖累。
这看似是一种反常现象，但实际上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放眼发展中世界，你会看到经济体的领先部门与落后部门之间正在出现令人困惑的裂痕。
新鲜之处并不在于部分企业和行业与全球生产率前沿的距离明显比其他企业和行业更近。生产率异质性——或者说发展经济学家过去所称的经济二元结构——一直是低收入社会的核心特征。令人耳目一新且令人忧虑的是， 正在 发生的变化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低生产率板块并未缩小，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正在扩大。
通常，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劳动者和农民从传统的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和小规模服务业）转向现代工厂工作和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两种变化。第一，经济体的整体生产率提高，因为更多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就业。第二，经济传统部分与现代部分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缩小，二元结构逐步消退。在此过程中，得益于更好的耕作技术以及从事土地耕作的农民数量减少，农业生产率也随之提高。
这是战后欧洲外围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典型发展模式。它也是催生亚洲“奇迹”般增长的机制，韩国、台湾，以及最终的中国（最为显著的例子）皆是如此。
所有这些高增长时期的共同之处在于快速工业化。即便是像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那样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的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如此），现代制造业的扩张也推动了增长。关键在于结构性变革，而非国际贸易本身 本身。
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即便在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势头也比以往追赶式增长时期衰减得快得多——这一现象我称之为“过早去工业化” 过早去工业化。尽管年轻人仍在从农村涌向城市，但他们最终大多并未进入工厂，而是进入了非正式、低生产率的服务业。
事实上，结构性变革已日益走向畸形：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早发生）、从可贸易活动转向不可贸易活动、从正规部门转向非正规经济、从现代企业转向传统企业，以及从中大型企业转向小型企业。 定量研究 表明，这类结构性变革模式正对拉丁美洲、非洲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构成显著拖累。
缩小经济领先部分与落后部分之间的差距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让小微企业得以成长、进入正规经济并提高生产率，而这一切都需要消除诸多壁垒。例如，经济中的非正式和传统部分通常得不到政府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良好覆盖，它们与全球市场隔绝，难以获得融资，而且从业者大多是技能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尽管许多政府投入大量精力扶持小型企业，但成功案例却十分罕见。对小型企业的支持往往服务于社会政策目标——维持经济中最贫困、最被排斥的劳动者的收入——而非推动产出和生产率增长。
第二种策略是扩大现代化、成熟企业的发展机会，使其能够扩张并吸纳本会流入生产率较低部门的劳动者。这很可能是更有效的路径。
研究表明，很少有成功的企业是从小型非正规企业起步的；相反，它们通常由企业家在经济中较为先进的部门积累技能和市场知识后，以相当大的规模创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萨顿在非洲开展的企业调查 约翰·萨顿 表明，往往是具有进口业务经验的企业家创办了现代化的国内企业。跨国企业的国内子公司或国有企业（它们是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储备库）也是此类企业的来源。
挑战在于营造一种经济环境，使本地人才和资本有动力投资于经济中现代化、可贸易的部门。有时，只需取消某些过于束缚的政府监管和限制即可。在其他时候，政府则需要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例如税收优惠、特殊投资区或超竞争性汇率——以提高此类投资的收益率。
适当政策的具体细节一如既往地取决于当地的约束条件和机遇。但每个政府都需要自问，它是否已经做得足够多，以支持那些最有潜力吸纳经济其他部门劳动力的现代部门扩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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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 Rodrik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教授。他是《同一经济学，多种良方：“全球化、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作者，并于近期著有《全球化悖论：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
图片：加拉加斯一座名为“大卫塔”的摩天大楼。路透社/Jorge Sil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