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衰退时代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储蓄创下历史新高，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先进，然而，从电力和交通到医院和学校，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仍远远落后于各大洲的需求。
我们本应建设未来的世界，却没有这样做；到2030年，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将高达20万亿美元。这使全球18%的人口无法用电，11%的人口没有清洁饮用水，近五分之一的人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5800万儿童无缘小学第一天的课堂。
尤其是在非洲，对公路和铁路投资的根本性缺失，导致村庄和城镇彼此隔绝，贸易扩张几乎无从谈起。如果说气候变化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失灵，那么我们知道，不采取基础设施行动，就不可能实现新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也不可能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建设未来的世界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政府、国际组织、银行、企业和基金会都可以通过建立更有力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发挥作用。
当然，基础设施建成后可以带来可观回报。但我们始终未能吸引投资者参与早期项目，也未能建立项目储备管线，以加快绿地投资的流入。
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风险过高，尤其是在项目准备阶段，这种看法阻碍了资金投入，那么2008年以来的两项变化又让情况更加困难。首先，基础设施最大出资方——公共部门——财务状况吃紧，即使利率处于低位，也因此延误了急需的投资。其次， 《巴塞尔协议III》带来的新限制 如今正在限制银行和大型机构作为投资者及项目协调方所发挥的作用。
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因此，过去几年，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由于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短缺，具有潜在融资能力的项目得不到支持。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个月已有进展迹象。创新者正摆脱那些导致每年出现 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缺口 的观念和限制——所需投资与实际投资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额。
中国在本十年初率先推动金砖国家银行的创立，如今再次引领潮流，宣布设立 丝路基金以及新的亚洲投资机制。这些举措将在未来二十年为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提供约1000亿美元的新公共资金。
重塑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关系的新思路，也再次激发了商业界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兴趣。去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区域开发银行、援助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提出新的联合出资信贷机制，以降低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早期投资的风险。过去几个月，在经合组织的支持下，这一设想已发展为一项潜在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信贷安排。
在同一论坛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托马斯·迈尔提出创新方案，设立“首损”和“次损”信用增级机制，以分担新兴市场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令人鼓舞的是，两个新的重要协会也已进入这一领域：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者协会，为未上市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股权投资者提供亟需的公共发声渠道；长期基础设施投资者协会，则积极推动将基础设施确立为一种新的资产类别。
与此同时，私营部门融资和公私合作成为今年夏天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结论中的核心议题。会议讨论了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相关目标的融资问题。与会者商定，在贝特朗·巴德雷的主持下召开论坛；巴德雷也提出了新的机构间风险分担形式。论坛将每年举行，邀请公共和私营部门所有相关方共同探讨如何弥合资金缺口。
逐一应对风险
正如这些新协会和亚的斯亚贝巴峰会所认识到的，最佳解决方案如今或许在于新的创新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以去年达沃斯推广的模式为基础。挑战在于，在承担风险与提供必要保障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从而推动项目启动，尤其是前期准备工作。
改变观念的最佳方式，是正面逐一应对风险。我们必须审视潜在投资者担心的各种风险——从监管、汇率和建设风险到政治风险，从政权更迭和腐败到政府突然撕毁合同——并找到切实可行且可执行的应对办法，希望通过更完善的公私合作机制来减轻这些风险。推进这项议程，必然会改变公共部门的角色：它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充当融资方，而会更多成为合作伙伴，有时发挥催化作用，有时提供担保。
世界经济论坛已表示愿意主办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所需的深入讨论，共同规划前进方向。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将成为2016年达沃斯论坛以及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论坛的讨论基础。计划是确保：如果2015年让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辩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那么2016年就必须成为行动之年。
作者：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兼财政大臣，现任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世界经济论坛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图片：2010年8月24日，输电线路和电塔从英格兰东南部的邓杰内斯核电站延伸而出。路透社/卢克·麦格雷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