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与大衰退之间的这段时期,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个人收入最深刻的一次重新洗牌。其推动力一方面来自人口众多且曾经贫穷或极度贫穷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高增长率;另一方面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收入停滞或下降,以及富裕国家中较贫困人群的收入停滞或下降。
Anand和Segal(2008)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研究的相关工作做了详细综述。在Lakner和Milanovic(2013)中,我们探讨了早期全球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一些局限,并基于约120个国家在1988至2008年间的住户调查数据的细致分析,提出了新的结果。每个国家的收入分布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或消费)被划分为10个十分位组(每个十分位组包含该国10%的人口)。
为使各国和各时期的收入具有可比性,我们对其进行了国内通胀以及各国价格水平差异的调整。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观察不同国家的位置如何随时间变化(这是我们通常所做的),还可以观察每个国家内部各十分位组的位置如何变化。例如,日本最高十分位组保持在全球第99百分位(从高到低排名第二)的位置,而日本收入中位数所在的十分位组则从全球第91百分位下降到第88百分位。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城市收入最高十分位组从1988年的全球第68百分位上升到2008年的全球第83百分位,在此过程中越过了约占世界人口15%的人群,相当于近十亿人。
当我们将世界上所有个人从最贫穷到最富有排列(即图1横轴从左到右),并在纵轴上显示1988至2008年间对应群体实际收入的百分比增幅时,便得到了全球增长发生率曲线——这是此类曲线的首次出现,因为此前全球层面不存在此类数据。该曲线呈现出不寻常的仰卧S形,表明收益最大的群体是全球中位数(第50百分位)附近的群体以及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但在全球中位数之后,收益迅速下降,在全球第85至90百分位附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随后又在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处急剧上升。因此,1988至2008年间,收入最高的二十分之一(即最富有的5%)人群的收入增长占全球收入增长总额的44%。
图1. 匿名全球增长发生率曲线:1988至2008年间全球收入分布各百分位的实际收入变化(%)
随时间推移各国收入下降的不同命运
图1中的曲线是通过比较1988年和2008年全球收入分布特定百分位上的实际收入水平而绘制的。它之所以是“匿名的”,是因为它并未告诉我们,在起始年份1988年处于特定全球收入百分位上的实际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实上,由于各地区增长不均衡,不同全球收入群体的地区构成随时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图2中的“准非匿名”增长发生率曲线对此进行了调整——增长率是针对所有单个国家/十分位组在其于起始年份(1988年)所处位置计算的。因此,纵轴上的增长率(由非参数拟合计算得出)显示了在1988年处于贫困、中产、富裕等位置的国家/十分位组在接下来20年中的表现。仰卧S形依然存在,只是现在略微不那么显著。
中位数附近的人群实际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不出所料,此类“赢家”中有九成来自重新崛起的亚洲。例如,处于中国城市收入分布中间位置的人,其1988年的实际收入增长了近三倍;处于印度尼西亚或泰国收入分布中间位置的人增长了两倍;印度的则增长了1.4倍,以此类推。
或许更出人意料的是,收益最少的人几乎全部来自成熟经济体——包括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成员。但即便排除后者,这一“输家”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仍来自传统的老牌富裕世界。而且并非富裕世界中的任何人。更确切地说,输家主要是在其所在国家属于收入分布下半部分的人。德国收入分布中位数附近的人群在20年间实际收入仅增长了7%;美国则为26%。日本人群的实际收入则出现了下降。
图2 准非匿名全球增长发生率曲线:1988至2008年间,按1988年全球收入分布百分位划分的实际收入变化。
这种特定的仰卧S形增长发生率曲线(图1)并不能让我们立即判断全球不平等是加剧还是缓解,因为中位数附近的收益(倾向于缩小不平等)可能会被全球最富有1%人群的收益(倾向于扩大不平等)所抵消。然而,总体来看,第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全球不平等——按大多数传统指标衡量——有所下降。在过去2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基尼系数下降了近两个基尼点(从72.2降至70.5)。那么,这是否全都是好事?
可能是的,但并非如此简单。全球收入分布中位数附近人群获得大幅收益(主要由亚洲人口获得)与富裕国家中贫困或中下阶层收入停滞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自然引出了二者是否相关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是否以富裕国家中产阶级为代价?已有许多研究针对特定类型的工人,讨论了富裕国家低技能劳动力与通过贸易商品和服务或外包所体现的亚洲劳动力之间的可替代性。全球收入数据无法确立或否定这种因果关系。但它们相当有力地表明,这两种现象可能相互关联。
图3 1988至2011年间美国收入第二十分位组与中国城市收入第八十分位组的人均实际收入。
要直观地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是比较美国收入第二十分位组与(比如说)中国城市第八十分位组随时间的演变(图3)。的确,我们是在比较美国相对贫穷的人群与中国相对富裕的人群,但考虑到两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这两个群体可能被视为处于某种全球竞争之中,这一比较是有意义的。这里我们使用更新但仍属初步的数据,将分析延伸至2011年。美国第二十分位组的实际收入在四分之一世纪中增长了约20%,而中国第八十分位组的收入则增长了6.5倍。五年前——即大衰退爆发之前——绝对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如今已大幅缩小。
政治影响
即便由于诸多技术难题以及无法界定可信的反事实情境而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关联也不容忽视。那么,其影响是什么?首先,随着中国其他地区,以及稍后的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的劳动者沿全球收入分布阶梯向上流动,富裕国家的底层收入是否会持续停滞?从全球视角看确实极为积极的这些发展,是否可能反而对个别富裕国家造成不稳定?
其次,如果我们采取一种简单但有效的观点,即民主与庞大而活跃的中产阶级相关联,那么富裕世界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加上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将导致一种远离民主、走向寡头政治形式的趋势。那么,拥有不断壮大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变得更加民主,而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的美国是否会变得更不民主?
第三,也可能是最困难的问题:如果这些趋势持续数十年,将对全球稳定意味着什么?全球中产阶级的形成,或全球最富有1%人群日益明显的同质化(无论其国籍如何),可能被视为有利于世界稳定与相互依存,但对个别国家而言在社会层面却是不利的,因为富人与其同胞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
简而言之,我们所目睹的这些趋势不仅导致东西方的经济再平衡——在此过程中,两者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可能最终接近工业革命前的水平——还导致当前的世界秩序与全球化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前者的政治权力集中于民族国家层面,而后者已远远超出了这一层面。
本文最初发表于 voxeu.org
作者:Christoph Lakner,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延期任期顾问。Branko Milanovic,纽约大学研究生中心访问总统教授;卢森堡收入中心高级学者
图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一家银行外看着屏幕 路透社/Vivek Prak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