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要取得成功，各国就必须实现相对成功的增长模式。二战后的大约30年间，这种态势十分鲜明：许多国家的增长率相对较高；增长成果在各国内部广泛共享；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则缩小了全球不平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鼎盛时期。
当然，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此后仍在继续，但其背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化所蕴含的劳动力套利，以及颠覆性数字技术的兴起，使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的制造业岗位消失，中位收入停滞，就业和收入两极分化加剧，尽管GDP增长依然强劲。这种新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存在，并在2000年后加速发展，导致不平等急剧上升，削弱了全球化的根基。
各国的应对方式大不相同。一些国家采取措施缩小不平等，例如通过税收制度再分配，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和教育体系、提供各种社会保护，并支持有效的再培训。这些努力的成效往往受到文化规范、劳工在制度性谈判中的力量、劳资双方的信任程度，以及个人和企业财富对政治的影响所左右。
在缓解不平等的力量较弱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收入、财富和机会差距变得最为悬殊。实质性政策应对的缺失，加上经济议价能力有所增强的人似乎对此漠不关心，激起了受影响最深群体的强烈愤怒。
除了许多国家面临的分配问题，日本、欧洲部分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在应对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就欧洲而言，这些问题根源于一个缺少缓冲出口和调整机制的体系。
但无可否认，长期缺乏包容性的增长近来正在改变各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僵局的力量来自政治，而且往往会带来剧烈变化。在发达民主国家之外，包容性持续缺失几乎总会严重损害长期增长和发展，而且往往导致暴力和内乱——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数年前发布的《增长报告》曾着重指出这一趋势。
在运转正常的民主国家，政治风波通常局限于选举和公投，例如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以及由民粹主义局外人唐纳德·特朗普胜出的美国总统选举。不满的选民拒绝造成种种缺陷的制度。这是正常且健康的反应。如果增长动力和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未来几年欧洲可能还会出现更多此类情况，具体来说，就是法国、意大利和德国。
说服选民不要拒绝现有制度或许已经太迟，但建立有效替代方案仍为时未晚。世界各地许多人感受到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其中潜在的积极面在于，我们基本上面对的是一张白纸。以往的成见、偏见和禁忌既已消除，我们或许能够创造更好的事物。
以美国为例。新的增长模式和政策可能朝许多方向发展，包括放弃多边主义，转而采取双边主义或保护主义；调整移民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并实施财政刺激；进行监管改革和税制改革；或在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领域采取供给侧措施。所有这些领域都存在风险和潜在收益，结果将取决于整套政策组合。
现阶段，可能的政策组合仍令人眼花缭乱，但有几点十分明确。第一，投资、消费者支出和就业增长都离不开预期和信心。更有力、更均衡的政策应对即将到来的迹象，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不过其效果可能只是暂时的，具体取决于落实情况。预期的改善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尽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认为，目前的资产估值过于乐观。
第二，美国名义增长似乎很可能上升，不过通胀与实际增长各自所占的比重仍有待确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将影响美联储的应对，进而影响美国及其他地区的资产价格。
一种可能是，公共和私人投资扩大，开始扭转生产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从而带动实际增长。但国会再度陷入僵局，可能会中断这一趋势、打击预期；而人口结构等制约增长的长期趋势也不会凭空消失。
美国新增长模式的第三个特点，可能是大型企业面临更大压力，需要维护其在美国的声誉。甚至在就职典礼之前，特朗普就试图影响企业对制造地点的选择，包括威胁要对在墨西哥等地生产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特朗普已通过协议保住了美国的一些工作岗位，例如与开利公司达成的协议；但他更有力的手段，是威胁损害企业的品牌形象，包括通过推特发声。
有人认为，特朗普的举措——尤其是他在推特上的发言——重形式轻实质，不太可能产生任何长期的量化影响。他们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特朗普似乎在传递有关企业决策的更深层信息。尽管特朗普本人的商业记录——反对者会指出，其中包括多次破产，以及拖欠承包商及其员工款项——他现在仍可能试图改变一种商业和投资文化：这种文化抬高资本、企业和股东的利益，把劳工视为可以牺牲的对象。
我们可以预见的第四个趋势，是数字技术将继续迅猛发展。不过，确定性也就到此为止：特朗普政府迄今几乎没有释放任何信号，说明将如何支持劳动力适应变化。
未来几个月，我们将进一步了解近期经济乐观情绪的回升是否稳固；特朗普遏制产业外迁、促进增长和就业的努力是否会产生长期影响；以及保护主义是否会占上风。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判断特朗普对美国不满的劳动者而言，是否真的是正确的经济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