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全球经济的命脉，也日益决定着各国的财富水平。富有成效的政策创新更多发生在城市，而非国家政府机构或联合国、欧盟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论坛。政策制定越贴近民众，就越灵活、越务实。同时，政策越具实验性，越有助于全面学习和适应。城市之间相互效仿，采纳国际最佳实践的速度也比国家更快。
竞争力取决于城市的生产效率，即其利用现有投入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繁荣的能力。在 《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我们汇编了全球33个城市案例，这些城市禀赋各异，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已被证明是成功案例，有些具备成为成功案例的潜力，还有一些则陷入停滞或已经失败。
那么，我们学到了什么？城市化是与城市竞争力最为相关的“大趋势”。城市空间和人口从未以今天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增长。截至2010年，世界人口历史上首次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而城市已贡献了全球GDP的80%以上。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50年，全球还将有24亿人口城市化。
在可预见的未来，快速城市化几乎完全是非西方世界的现象：未来几十年迁入城市的人口中，94%将来自发展中国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排名前443的城市将贡献全球GDP增长的近一半，并占全球GDP的18%。这些城市将聚集约10亿新增中产阶级消费者中的大部分。
那么，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启示是什么？我们提出了四项清单，构成了我们关于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议程。
1. 重视制度即城市的决策框架。领导力与远见（即对城市应走向何方有清晰而具前瞻性的认识，以及确保实现目标的专一而务实的意志）体现了城市领导者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力量。新加坡的李光耀、迪拜的穆罕默德酋长、哥伦比亚麦德林的塞尔吉奥·法哈多，以及印度苏拉特的SR·拉奥，都是杰出的范例。
新加坡说明了分阶段逐步建立制度能力的重要性。但墨西哥蒙特雷和菲律宾宿务则表明，脆弱的制度可能危及既有成果及未来竞争力。城市还应把握机遇窗口——通常出现在政治或经济危机期间——以推动一批关键性改革。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以及1995年苏拉特遭遇瘟疫，正是此类情况。
2. 重视城市营商环境的监管框架。 “打好基础”——稳健审慎的财政政策（包括低税率和简便税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对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开放，以及简单透明的商业监管——是国家和市级层面良好公共政策的首要经验。城市应就贸易、外国投资、旅游业及吸引外国人才制定自身的对外经济政策，并尽可能走向全球。新加坡、迪拜、印度的海得拉巴和艾哈迈达巴德，以及中国的宁波，都是很好的范例。
3. 重视“硬连通性” ——即城市的核心实体基础设施。城市需要规划与自然增长相结合，二者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曼哈顿凭借其街道网格以及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有序扩展的空间，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巴西利亚、印度昌迪加尔以及当今许多中国城市，则是过度规划的反面案例。其次是城市密度、 包括在市中心“建高楼”，这比城市无序蔓延更为可取。香港和新加坡是城市密度的优秀范例，近年来的芝加哥亦然。
4. 重视“软连通性” ——即城市的社会资本。教育是其最高形式。美国的波士顿、匹兹堡和圣路易斯等城市已摆脱后工业时代的衰退，并通过发挥教育优势，专注于知识密集型的细分领域。其次，城市需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赋能个人的人机交互界面。此外，提升城市宜居性——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对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城市而言，必须成为更优先的任务。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德国的莱比锡、韩国的釜山和巴西的库里蒂巴都是良好范例。
著名城市规划学者简·雅各布斯 曾指出，成功的城市是那些灵活并能迅速适应变化环境的城市。本文所提及的成功案例印证了这一点。另一种结局则是陷入单一产业、单一文化的衰退，例如底特律所经历的那样。
优先事项的合理组合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和城市发展阶段进行量身定制。最明显的是，一座人口稳定、面临增长乏力、失业和老龄化问题的西方城市，其优先事项将与一座收入水平较低、增长潜力较高、人口快速增长且基础设施存在较大缺口的新兴市场城市大不相同。
5. 市级层面的改革 通常比国家层面更具可行性，即便在国家首都看似难以实现的改革，也往往如此。城市化趋势扩大了这些可能性。城市应抓住这一机遇，尝试新规则，并推动改革快速推进。
请阅读新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报告》 此处。
作者：Razeen Sally曾于2013至2014年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竞争力专题主席，并统筹了该机构关于城市竞争力的最新研究。
图片：2014年6月16日，巴西阿雷格里港的一条街道上行驶着汽车。路透社／Marko Dju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