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欧洲人已开始认为，他们已经度过了经济和金融风暴。过去两年间，赤字和债务已趋于稳定。欧元区外围疲弱经济体的主权债务收益率已大幅下降。葡萄牙和爱尔兰已退出救助计划。关于希腊退出欧元的讨论也已平息。
以上种种都属实，但有一个重大隐忧：欧盟的经济增长依然乏力。 荷兰和意大利的GDP 在上一季度出现萎缩，法国的GDP几乎没有增长。预测机构正在 下调对2014年的预期 ，预计欧元区增长率仅为同比1%。 失业率依然高达惊人的11.6% （以整个欧元区计）。相比之下，美国在大衰退最严重时的失业率为10%。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25%，青年失业率则更高。
欧洲经济仍受三大问题束缚：主权债务、欧元以及动荡不安的银行体系，尽管已出台多项新的政策支持措施，包括： 欧洲稳定机制 （ESM）；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及其所持有的主权债务；以及欧洲央行 于11月接管监管职能 ，负责监管泛欧元区约130家最大银行。这些改革均不足以恢复欧洲迫切需要的更强劲增长。
经济上的普遍不满在近期的政治动荡中有所体现。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震惊了欧洲精英阶层，极右翼政党、各类欧元怀疑论者，甚至左翼势力都在多个国家取得了 显著进展。部分原因在于民众对欧盟委员会权力集中的不满日益加深。若不对英国成员国资格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英国或将于2017年就欧盟成员资格举行公投。
民选领导人面临艰巨任务：推动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制度和税收方面的艰难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在危机爆发前早已迫在眉睫，但在大多数国家，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也仍处于极早期阶段，而高债务国家的财政状况仅有小幅改善。此外，意大利和法国要求放宽欧元区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规则。
经济学家尚无定论，快速财政整顿在短期内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我看来，这取决于具体事实和情况，例如整顿的规模、可信度和时机；开支削减与税收减免的组合；整顿是否主要为永久性的结构性调整（例如调整养老金计算公式）；当然，还包括货币政策的立场。
鉴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当前的结构性改革步伐明显不足。意大利和德国正朝着 每名工人对应一名退休人员的方向发展；若无更快的GDP增长、新的移民政策、更高的退休年龄，以及遏制福利支出增长的努力，税负必将不可避免地从本已高企的水平进一步攀升，并对经济造成损害。
欧洲大体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 维持现状 ，即在未来出现小规模危机时临时拼凑应对方案，延续过去几年的模式。鉴于欧元区及欧盟内部各国利益分歧、问题各异，加之治理结构繁复，修改条约又十分困难，这一路径对民选领导人而言阻力最小，因此也最有可能被采纳。
第二种选择是严肃且协调一致的结构性改革。这至少应包括劳动法规、养老金制度以及税法中不利于增长条款的改革。此外，还应积极着手削减主权债务负担，这一负担仍是增长的主要障碍，并持续威胁部分欧洲银行的稳定。
现有的债务协议若无长达十年的强劲增长（这一前景至少可以说不太可能实现）便难以奏效。欧洲各国政府和银行最终将需要类似布雷迪债券的解决方案。布雷迪债券在化解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及其对美国大型金融中心银行构成的威胁方面成效显著。与当时一样，各方必须就一系列退出选项和信贷延期安排进行协商。
这一思路在政治上将十分艰难，尤其在富裕国家；但若设计得当，协调一致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恢复增长，进而带动财政状况改善、就业增加、资产负债表更加稳健，并降低金融风险。
第三种选择是从欧元到欧盟基本制度，对欧盟本身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构。作为自由贸易安排，欧盟已取得重大成功。但欧元仅对其部分现有成员国具有经济意义，对希腊等目前处境的国家并不适用。一些经济学家提议实行双轨欧元制：“问题”国家使用“欧元B”，该货币与“欧元A”浮动汇率，直至其遵守经济和金融规则并重新获得加入资格。
劳动力流动性的提升是欧盟带来的另一大益处。但欧盟委员会僵化的官僚式法令已将部分监管推行得过了头，而强迫低税率国家“协调”税率的努力，将对其公民和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尽管在近期内，沿着第二或第三种选择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但欧洲民选领导人应持续检验哪些举措切实可行、哪些需要改革。此次选举是一记警钟；欧洲领导人需要睁开双眼。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Michael J. Boskin，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图片：人们在华沙文化宫前挥舞欧盟旗帜，参加欧盟游行。路透社/Katarina Stol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