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欧盟举行首次增长与就业峰会时，欧盟整体失业率为11%。去年秋天，欧盟再次举行峰会时，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欧元区失业率为11.5%——高于2008年第一季度6.8%的低点。
如果欧盟要兑现和平与繁荣的承诺，就需要找到为更多公民创造机会的办法。青年失业尤其令人担忧，即使是在其他就业数据表现良好的国家也是如此；在劳动力市场状况较差的国家，这可能成为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参与劳动力市场不仅与收入水平相关，也关系到自尊、社会融入和社会地位。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会增加贫困和健康状况不佳的风险，而且失业持续时间越长，造成的损害就越大。失业的年轻人日后机会更少——这意味着教育和技能遭到浪费，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诚然，欧盟一些国家成功地相对平稳地经受住了危机。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可持续治理指标（SGI）项目最新发布的社会正义排名，在劳动力市场准入方面，奥地利、丹麦和德国名列前茅，其后是瑞典和芬兰。但即便在这些国家，仍有改进空间。例如，丹麦曾一度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典范。然而，自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失业率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3.5%升至2014年11月的6.4%。
过去十年里，德国大幅降低了失业率，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不例外。在经历多年高企且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业后，该国从2003年起实施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及其他改革，使其经济跻身欧盟表现最出色的行列。
德国的职业培训体系使该国劳动力的技能与企业需求相匹配，有助于降低青年失业率。但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仍然存在：双重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低薪和临时工难以摆脱不充分的工作条件，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
双重劳动力市场是整个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据SGI研究，奥地利对此处理得最好：受访的临时雇员中，只有8.1%是因为找不到固定职位才接受临时工作。德国远居第二，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希望获得固定职位。在深陷危机的南欧，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在西班牙和塞浦路斯，临时就业者中超过90%的人找不到固定工作。
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排名靠前的国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某些群体缺乏受教育机会，这也导致劳动力市场机会和流动性不足。在奥地利，儿童从四年级起便被分流到不同的教育轨道。因此，他们日后的教育发展道路很早就已定型。
父母的社会地位往往决定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以及父母曾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大学毕业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在德国，移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子女获得的教育机会少于许多其他经济发达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移民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些国家在促进就业机会方面总体表现良好。在丹麦，非西方移民的失业率较高，受教育程度也低于其他人。同样，尽管瑞典在总体上有着出色的反歧视记录，移民仍难以融入瑞典社会，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相较于瑞典本地人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尽管瑞典的就业率位居欧盟最高水平之列，却未能解决长期存在的青年失业问题，目前青年失业率为23%。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超过50%，在受危机冲击的塞浦路斯、葡萄牙、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整个欧盟的青年失业率在11月达到令人沮丧的21.9%。一项研究称，工资和消费损失每年给欧盟造成1500亿欧元（1830亿美元）的损失，此外，还有许多年轻人无法找到工作的艰难处境。
2013年2月，欧盟领导人启动了预算为60亿欧元的青年就业倡议，以帮助缓解这一问题。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2014年6月承认，该倡议迄今未能奏效。欧盟最近一次就业峰会也没有提出多少新思路。
欧盟曾表示，年轻人不应连续超过四个月既无工作也不接受教育；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尚无任何进展。如果不尽快采用新的思路，欧洲众多失业青年可能沦为迷失的一代。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表：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的发表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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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stine Doody 为贝塔斯曼基金会SGI News和BTI Blog撰稿。Daniel Schraad-Tischler 是贝塔斯曼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
图片：2012年11月6日，欧元货币标志矗立在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总部旁。路透社/Lisi Nies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