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中国、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双方正庆祝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
该倡议将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亚至土耳其和欧盟）与海上航线（经印度洋和非洲至欧洲）结合起来。两条路线的创建初衷均在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并扩大贸易。这一21世纪的倡议并非仅仅是中国对其历史遗产的浪漫化想象：它蕴含着重大的战略经济与地缘政治考量。
中国似乎追求三大关键目标
为其经济提供新动力。中国的GDP去年增长约7.4%，为19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进一步放缓似乎不可避免。鉴于制造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规模庞大且总体效率低下、股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国有企业，以及房地产泡沫和日益加大的环境压力，中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引擎。 一带一路 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契合产能过剩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需求。
丝绸之路将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能源需求压力，计划在中亚修建新的天然气管道，并在南亚建设新的深水港。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还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其成为替代性储备货币的进程，这是一项战略经济目标。
最重要的是，该倡议的核心在于其战略与地缘政治重要性。中国力图构建一道 安全缓冲带 ，以维护地区稳定。其领导层坚信，经济繁荣是维护其脆弱周边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这一周边地区从动荡的中亚，经分裂的巴基斯坦和饱受战乱的阿富汗，直至中东和北非的恐怖主义地带。中国政府一直不愿将“一带一路”项目贴上其自身马歇尔计划的标签，但中国经济利益与走廊沿线国家的共同点，以及稳健的基础设施债券，将是防止地区冲突的最佳方式。这也是输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可行途径：即不论政治制度如何，均享有发展的权利。
从战略上看，“一带一路”构想，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相关倡议的设立，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准备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更多是议程的跟随者，而非议程的设定者。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关键原则是“低调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最初接受并融入了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
这一阶段即将结束。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分量，为北京方面提供了有力论据，即其发展不应继续受制于主要由工业化国家制定的规则。北京意图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新型权力关系
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的融合，中国领导层已开始就地区和全球治理阐明更为明确的政策，其中包括“和谐社会”（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这些理念大多未受到西方政府的重视，但并非仅是口号。它们已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带来了若干明显变化：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G13，以及诸如 博鳌亚洲论坛等经济论坛。
这一战略转变可能成为全球治理领域改变格局的因素。其对广义包容性、发展权的明确关注，以及相对灵活的治理方式，必将挑战当前西方的全球治理原则。
亚投行出人意料地取得高度成功的启动，或许只是中国对现有机构的一次预告，但它应被视为一记警钟。如今，球已落在欧盟手中，由其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与这些新兴进程。尽管欧洲仍在努力应对自身危机，它也应当将丝绸之路纳为己有，并使其成为战略优先事项。
对欧盟而言，重大利益系于此：地区稳定、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多元化。
这一地区以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哈萨克斯坦为中心，可为欧洲企业提供重要的新市场，并借助欧洲的传统影响力，与中国及当地企业实现互利合作。欧洲还可将其作为打开中国市场本身的敲门砖，中国市场虽日益艰难却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在海外开展合作时也需要盟友。
这同样是一步明智之举，即通过这两项倡议将俄罗斯纳入区域合作，且不受当前冲突影响。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可以成为一个中期目标。
欧盟能否设定议程？
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且与中国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的伙伴），欧洲在当前阶段不应等待“一带一路”概念得到进一步阐述；它是一个“动态概念”。对中国决策者而言，概念需经过试错。如同试点项目，它们在成熟过程中不断发展。欧盟拥有独特机遇，可阐明各自利益与意图，并向中国提出具体合作建议，使丝绸之路在路的两端都成为真正的中欧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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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é Loesekrug-Pietri是Paulina基金会主席、A CAPITAL创始人，也是全球青年领袖。Michael Schaefer是宝马基金会董事会主席。Wei Shen是兰卡斯特大学国际商务教授。
图片：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右）、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中）于2015年6月29日在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总部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左），为即将举行的中欧峰会做准备。路透社/Virginia Mayo/P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