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创业重要吗?

文化对创业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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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以解释各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差异。文化对发展重要吗?如果重要,什么样的文化?在一篇 近期论文 中,我们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用创业文化来解释;政府政策能够发挥作用,推动文化转向承担风险和创新,但归根结底,文化从属于制度。

社会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将文化视为“使一个群体或类别的人区别于另一个群体或类别的人的集体思维编程”(《文化与组织》,1991年)。落实这一定义的第一步,是确定研究者认为对发展重要的具体特质。实证文献根据不同情境采用了多种衡量指标,例如信任、部族归属、个人主义和宗教派别等。

理论需要采取更为一般化的视角。我们采用“创业态度”作为文化特质,因为发展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创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在我们的模型中,企业家是指具备某些技能或态度,能够识别套利机会并承担相关风险的人。这个定义既符合约瑟夫·熊彼特关于识别套利机会是创业关键技能的观点,也契合弗兰克·奈特的看法;在奈特看来,承担风险的意愿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模型中,人们在两种职业类别之间作出选择:高风险创业或低风险就业。这一选择受文化因素影响。我们将文化的两个方面纳入模型:有些文化特质根深蒂固,另一些则具有动态性,容易发生变化。第一种特质被形式化为工人和传统部门普遍存在的反资本主义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发展中世界遭受剥削的殖民主义自然产生的副产品。在我们的论述中,这一文化方面始终不会改变,但第二种动态过程会调节它对经济的影响。

文化的这一动态方面源于社会化过程和职业选择。对创业风险的认知部分受到家庭背景影响,因为来自创业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充分了解此类活动。同样,受薪工作的父母在本行业积累了技能,并可能形成一定的风险厌恶,这些因素或会赋予子女相应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倾向于从事低风险活动。这种家庭内部的文化传递并非完美无缺,但确实会形成惯性:子女往往步父母后尘,而创业活动较少的社会很可能在未来仍然如此。社会影响有时会比家庭教养更为重要,职业选择也可能使人们决定从事不同于其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工作;这两者都可能打破这种惯性。

我们的文化与发展的动态理论有两项启示。文化始终会影响经济状况,具体而言,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贫富程度。各国特有的因素,例如反创业偏见、家庭在塑造态度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提高非创业回报的政府政策(如通过庞大的公共部门提供有保障且优厚的就业机会),都会加剧这种差异,这正如预期的那样。

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命运。制度变革——最明显的是经济开放——能够提高一个群体中创业的回报;这个群体虽已熟练掌握过时的生产方式,但若这些回报出现在较新、较陌生的行业或技术领域,就会激发新的创业精神。原本会选择相对安全的受薪就业的人,会转而创业,乐于承担巨大风险,因为既有企业家在新的机遇面前不再拥有绝对优势。

历史也并非命运。例如,在成功实现转型的亚洲国家,产业政策长期以来都考虑本国企业家的特征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在新加坡和韩国,初期被认为创业基础薄弱。因此,产业政策首先着眼于补充或培育国内创业基础,具体做法包括促进外国创业力量进入、提供资金支持以便企业家在模仿和采用外国技术时承担更多风险,或迫使企业进入新行业。当然,历史学家如今普遍认可明治维新在日本文化转型及随后经济成功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政策和未来的讨论应更加重视如何培育创业文化。通过增加承担重大风险所带来的机遇,或推动现有企业开展新业务,可以创造巨大的增长机会。当激励机制发生变化时,文化也会随之回应。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让我们谈发展”博客。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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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恩卡·查克拉博蒂是俄勒冈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蒂安·B·耶乌埃(哈佛大学博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高级经济学家。乔恩·C·汤普森即将从俄勒冈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于2015年秋季起加入威拉米特大学。

图片:一家DIY商店陈列着一只装有碳丝的传统灯泡。路透社/伊娜·法斯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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