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25日希腊提前举行大选前的民调显示，左翼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很可能赢得最多选票。因此，根据希腊选举法，激进左翼联盟有望获得一项至关重要的额外优势：得票最多的政党将额外获得议会300个席位中的50席。换言之，激进左翼联盟可能上台执政，这对希腊和欧洲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激进左翼联盟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政党，不如说是一个联盟。这意味着其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必须在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包括他的部分经济顾问）与激进左翼成员之间寻求调和。激进左翼联盟纲领的落实及其影响，尤其是其关键经济计划，将取决于新政府能否在国内维持支持，并与希腊在国外的债权人达成妥协。
激进左翼联盟的经济纲领反对由所谓“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委员会）支持——或者有人会说是强加——的紧缩政策。这些政策要求希腊在未来多年维持极高的基本预算盈余，即超过GDP的4%。
激进左翼联盟还计划要求大幅削减希腊外债，其名义价值仍然很高，接近GDP的170%。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债务目前由各国政府或其他公共实体持有，且期限较长、利率较低，其实际现值要低得多。尽管如此，今年的偿债“高峰”仍构成现实的短期挑战。
希腊面临的问题是，债权人可能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种判断：如果谈判破裂并引发另一场希腊危机，对欧元区乃至更广泛的欧盟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将远小于几年前。“急性”欧元危机阶段已经过去；即使经济增长仍遥不可及，金融传染也不再被视为一种风险。
毕竟，如今私人债权人持有的希腊债务只占极小份额。相比之下，2010至2012年间，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欧洲银行面临风险，可能引发威胁整个欧元区的多米诺效应。
此外，如果通过进一步降息和延长外国政府持有债务的期限来减债，不会损害金融市场。但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的债务可能构成问题。如果希腊新政府在这些讨论中不谨慎行事，这些机构可能会撤回对希腊银行的流动性支持。
尽管不存在显著的金融传染风险，但如果新政府与欧盟机构之间的谈判长期且严重破裂，由此引发希腊危机重演，将给欧洲合作造成重大问题。没有金融传染风险，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后果。
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变化。民粹主义政党，无论是极右派还是极左派，都在选举中日益得势。有些政党，例如法国国民阵线，反对本国加入欧元区；另一些政党，例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则不反对。尽管如此，这些新政党给欧洲带来的挑战可能造成极大动荡。
希腊退出欧元区，加上希腊国内的金融和政治动荡，将被视为欧洲一体化遭受重大挫败——尤其是在各方费力维系货币联盟及其承载的欧洲理想之后。考虑到巴黎发生的悲惨恐怖袭击，以及法国和欧洲大陆各地的团结游行重新唤起了日渐消退的欧洲团结意识，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沮丧。
希腊大选恰恰应当带来一种新的团结形象。毫无疑问，希腊民众过去五年来所承受的苦难，主要归因于历届希腊政府挥霍财政和公共管理不善。但如今，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三驾马车”的做法也存在严重缺陷：它强调削减工资和收入，却忽视了产品市场改革，以及拆解有害的公私垄断集团。
为了希腊和欧洲，新政府必须与欧洲机构合作，修订其战略，同时承担起实施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的责任。希腊的债权人和伙伴则必须提供改革见效所需的财政空间。因为希腊已不再构成金融传染威胁就撒手不管，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双方都必须表现出更强的远见。
过去五年给欧洲带来了两个明确的教训：拖延只会让改革更加困难，而金融动荡的结束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经济危机的终结。现在应当运用这些教训制定合作战略，最终帮助希腊切实迈向更加稳定的未来。今天，希腊退出欧元区并不比三年前更可行。
本文由 辛迪加项目合作发布。文章的发表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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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末尔·德尔维什，土耳其前经济事务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前署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
图片：2012年6月17日，雅典卫城山上的帕特农神庙纪念建筑前，一面欧盟旗帜迎风飘扬。路透社/约翰·科列西迪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