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话语中，很少有领域比气候变化更适用那句古老的谚语：“住在玻璃屋里的人不该扔石头。”鉴于化石燃料是全球经济的命脉，没有人是清白的——而那些希望领导对抗全球变暖斗争的人，则有可能招来虚伪的指责。因此，他们必须坦率说明自己愿意付出什么，以及这将如何影响其自身利益。
亿万富翁、前对冲基金经理汤姆·斯泰尔（Tom Steyer）就是一个例子。斯泰尔最近 承诺捐赠1亿美元 ，用于支持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主张大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候选人。但很快就有消息显示，斯泰尔自己的对冲基金曾为一座澳大利亚煤矿提供融资，该煤矿预计在未来三十年内将排放数亿吨二氧化碳。此后，斯泰尔已离开该对冲基金并出售了其煤炭权益，但直到最近，人们仍不清楚他是否仍从这些投资中获益。
尽管斯泰尔从如今他所反对的化石燃料中获利丰厚，但许多环保人士和民主党人仍将他视为对抗亿万富翁科赫兄弟的宝贵力量。科赫兄弟同样靠化石燃料发了大财，但他们反对任何强制减排的举措。
事实上，在 《纽约时报》 就斯泰尔的投资发表了一篇颇具思考性的文章之后，四家大型环保组织的负责人 纷纷为他辩护，并称：“我们不应嘲笑那些有勇气做出改变的人——无论是从SUV换成混合动力汽车、加装太阳能板为学校供电，还是重新思考如何在全球经济中进行投资——而应将他们视为正在迈向更清洁未来的人。”人民气候大游行的组织者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则痛斥《 时报 》的这篇文章是 “透明的抹黑之作”。
美国人或许热衷于个人改变与救赎的故事，但全球贫困人口——他们将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受害者——更关心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的灵魂状态。斯泰尔的所作所为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他是一个从SUV换成混合动力汽车的普通人，而是因为他是全球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并希望有所作为。与其说他的个人品格，不如说他投身其中所产生的后果更为重要。
但是，斯泰尔或其他任何真正希望引领方向的人，还必须认识到其目标和行动所带来的更广泛影响，包括潜在危害。例如，以美国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科技业为例。这总体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硅谷的财富增长几乎没有惠及克利夫兰或底特律的工人。同样，尽管在最后一座煤矿关闭后世界将变得更好，但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将承受不成比例的损失。
因此，斯泰尔以及其他享有特权、倡导加强气候变化政策的人士，必须愿意自己承受损失，并考虑如何帮助那些因此而利益受损的人。值得肯定的是，斯泰尔已变得 更加明确 地表示撤出化石燃料投资的代价，这表明他比许多支持者更能理解政治公信力的要求。
围绕斯泰尔的争论，对美国政治的整体运作也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人越来越将政治进程视为超级富豪派系之间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展开的泥潭斗争；斯泰尔转而以对抗科赫兄弟者自居，看起来也不过是更多同样的游戏。当环保人士因其所偏爱的亿万富翁参与化石燃料行业而予以宽恕，并把他说成只是一个改变了驾车选择的普通人时，这种观感便会进一步加深。
问题在于，美国政治体制本身极难变革，它能否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仍有待观察。毕竟，全球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最复杂的威胁之一。其成因与后果跨越国界，并将延续数百年。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的政治体系必须更加高效、更加公平。正如斯泰尔事件所表明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透明与问责，而非一如既往的政治operation。
作者：Dale Jamieson，纽约大学环境研究与哲学教授，著有《黑暗时代的理性：为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失败了，以及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Reason in a Dark Time: Why the Strugg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Failed – and What It Means for Our Fu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
图片：2014年3月25日，印第安纳州怀廷市，在密歇根湖发生BP漏油事故后，石油泄漏应急承包商正在海滩上清理原油。路透社/Jim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