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邓小平启动中国面向市场的改革时，他——以及中国共产党——冒着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政治风险。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主席公布自己的改革议程时，也承担着同样巨大的风险。他的战略会取得成功吗？
1979年，邓小平处境艰难。他知道，从中央计划的平等主义社会主义转向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动摇中共的统治；而短期内财富不平等的积累，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分裂。但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乱之后，中国已濒临经济和社会崩溃，他必须采取行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即使有，也寥寥无几。
事实证明，这些改革带来了丰厚回报：改革实施后，中国连续三十多年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此外，改革还使中共得以继续掌握政权。但改革让一些人和地区比其他人和地区更快受益——这个问题比邓小平预想的更难解决。
习近平的改革与邓小平的改革一样，反映出别无选择。中国以劳动密集型、投资驱动型增长为特征的模式已失去动力；官僚效率低下和普遍腐败——更不用说日益严重的污染——也正在损害中国的长期前景。只有解决这些弱点，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环境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才能继续繁荣，并最终达到高收入水平。
两轮改革的区别在于，习近平还必须解决邓小平改革的不足。邓小平误以为，继续在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国家，能够利用市场创造的新资源，纠正其改革造成的短期不平等。但官僚体系及其特权网络获益最多，另一种非市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官员腐败——也由此固化。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是改革不可或缺的先行步骤。
换言之，除了完成中国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转型，习近平还必须确立适用于所有人的健全法治，同时解决收入、机会、财富和福祉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因此，习近平必须推行改革，让人员、资金、资源、信息和企业能够在不同部门、地区和国界之间更自由地流动。
由此带来的财富与机会趋同，将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但自由化会有效改变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地理格局，也会带来显著的创造性破坏。此外，只有中国当局容忍住房、股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货币价格波动造成的短期不平等，市场力量才可能在较长期内减少不平等。
问题在于，中国官僚体系偏好稳定，而且有强烈动机巩固自身相对于市场的地位，从而加剧权力不平等，抑制创新和增长。然而，要实施任何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政策，官僚体系仍不可或缺。
为缓解中国权势滔天、腐败的官僚大员所造成的严重系统性风险，习近平必须重新调整他们的激励机制。他已着手铲除贪腐、限制行政审批范围、削弱国有部门的优势、明确土地财产权，并简化福利、税收和金融监管。如果这些努力能够持续，除了降低系统性风险之外，随着时间推移还可能带来“改革红利”。
但激励机制问题并不限于官僚体系。系统性改革需要承认并弥补两项原罪：官员滥用权力牟利是一方面，资本家违规牟利也是一方面。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最能说明这一挑战。无法获得补贴或可负担融资的民营企业一旦失败，就会打击其他企业创新并挑战现状的意愿。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可以投资于过剩产能、出现净亏损（往往源于腐败和无能），并指望政府补贴，却始终不必承担后果。
这意味着，应利用低利率、信贷便利等宏观经济政策，根据企业的竞争力而非所有制，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平等获得信贷。遗憾的是，实施这类措施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官僚干预，导致国家权力进一步扩张。因此，必须为官僚体系提供激励——更高薪酬、明确的绩效指标，并让其明白滥用权力不会被容忍——使其放弃对市场活动的微观管理。
尽管市场波动仍在持续，中国近期放宽宏观经济政策，是打破不必要障碍、落实改革以降低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一步。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扳倒中共一些最大的“老虎”，现在是聚焦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了。
如果方法得当，并保持持续的政治意愿，习近平承担风险所带来的回报可以与邓小平当年一样丰厚，甚至更大。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协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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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Sheng 是冯氏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咨询委员会成员，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Xiao Geng 是冯氏全球研究院研究主任。
图片：2014年1月24日，行人在上海红灯笼下行走。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