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些市场曾长期是全球增长竞赛中的宠儿，如今在2014年初却遭受重创。人们对其韧性的看法已让位于对其脆弱性的担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逐步收紧其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注入，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那些过度依赖全球资本流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和土耳其，正发现为经济增长融资变得更加困难。但对中国的忧虑同样突出。人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可怕的“硬着陆”的担忧已经加剧。
在危机之中，一概而论是常态；然而，归根结底，区分差异才有价值。与当前陷入困境、其失衡状况与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亚洲经济体惊人相似的、易出现赤字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中国是经常账户顺差国。因此，美联储逐步缩减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不会引发证券投资资金外流的风险。当然，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足以在金融传染加剧时提供充分保障。
是的，中国经济目前正在放缓，但这一现象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此次经济下行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问题毫无关系；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中国重新回到1980年后三十年间实现的年均10%增长轨迹，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然而，人们依然表面化地执着于中国的GDP总增速，以至于增速从10%降至7%至8%的年率这一25%的减速，被视为预示着当代世界最伟大发展故事的终结。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假定中国当前的放缓只是更多增长失望的前奏，这一假定反映出人们对各种灾难情景的普遍且长期的担忧，这些情景包括从社会动荡、环境灾难到房地产泡沫和影子银行崩溃等。
虽然这些担忧不应被一概而论地驳回，但它们都不是当前放缓的根源。相反，增长率下降是中国经济期待已久的再平衡所带来的自然结果。
换言之，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重大转变的结果：从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超高速增长（得益于充满活力的制造业），转向更依赖消费支出和服务业增长的模式，这种增长虽然较慢，但更为稳定。事实上，2013年，中国服务业成为经济中占比最大的行业，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合计占比。
问题在于，正如我在新书中所论述的， 《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赖》，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世界，尤其是美国，它尚未为中国成功再平衡所意味的较慢增长做好准备。
相互依赖的概念根植于人际关系的心理病理学：两个伙伴出于需要或便利，彼此获取不健康的支持。最终，相互依赖会导致身份认同的丧失、严重的摩擦，并且往往以痛苦的分手告终，除非其中一方或双方变得更加自立，并独自开拓前路。
相互依赖的经济类比尤其适用于美国与中国。若没有美国消费者，中国在1980年代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奇迹就不可能开始。此外，中国大量依赖美元来锚定其被低估的货币，从而提升了出口竞争力。
就美国而言，它依赖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以维持在经济压力下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它还依赖中国的储蓄盈余，为其自身的储蓄缺口（全球最大）提供资金，并利用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旺盛需求，为庞大的预算赤字融资，并压低国内利率。
然而，归根结底，这种相互依赖是一种利益驱动的婚姻，而非爱情。双方在贸易、人民币汇率、地区安全、知识产权以及网络攻击等诸多问题上产生了摩擦。正如心理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其中一方，即中国，已决定走自己的路。
中国的再平衡将使其能够消化其储蓄盈余，这些盈余将用于建设社会安全网并提升中国家庭的支付能力。因此，中国将不再倾向于将其资本借给美国。
对于一个增长乏力的美国经济而言，其相互依赖伙伴的转型可能正是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风险颇大：如果美国仍停留在储蓄不足的旧模式中，同时又失去中国的商品和资本，它将面临更高的通货膨胀、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弱。另一条路则蕴含巨大机遇：美国可以采取新的增长战略，从过度消费转向以储蓄和投资于人力、基础设施及产能为基础的模式。这样做，美国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支撑，尤其是来自再平衡后的中国的出口，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
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是另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国在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地区最具韧性的经济体，我认为这次也将如此。差异至关重要，对中国、亚洲以及全球经济的其余部分都是如此。
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 世界经济论坛的立场。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Stephen S. Roach，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
图片：一名中国投资者在北京金融区的一家证券公司里，注视着显示股票信息的电子显示屏。路透社/David Gr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