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频繁地，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辩论将二者描绘为陷入零和斗争的对立力量。但这种简单化的思路很快使建设性讨论沦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倡导者之间意识形态之争的牺牲品。
更有益的框架应将国家与市场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由产权基础设施（PRI）紧密联结在一起。国家与市场（即私人自愿进行产权交换的领域）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
第一，国家通过税收和支出与私营部门发生交易。第二，国家建立并维护产权基础设施，其中包括界定、交换、微调和保护（通过执行法律和合同）产权所需的全部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司法机构和仲裁委员会，它们不仅裁决产权纠纷，还处理行政滥用问题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争议。最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和公用事业与私营部门展开竞争。
鉴于有效的产权基础设施能够保障市场秩序与稳定，市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管理它。这意味着，政府是“大”还是“小”，远不如其管理产权基础设施的水平重要，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国家能否确保高质量的市场秩序。
当前的政策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家角色的这一方面，因为西方思想家将本国的产权基础设施视为理所当然，尤其是其监管和司法体系，这些体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才有今天的成果。但这些国家的经验与发展中经济体截然不同，后者正承受着巨大压力，需要迅速建立健全的产权基础设施。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其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存在职能交叉的官僚体系，政府层级众多，从中央政府一直延伸至地方单位，因此建立透明、公平且有效的产权基础设施尤为复杂。随着以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向市场化体系转型，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艰难抉择：是追求与即时、快速的GDP增长相关的政策，还是寻求产权基础设施建设那些长期且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收益。
中国启动这一转型时，其中央和地方政府专注于修建公路、电网等实体基础设施，这些带来了切实可见的收益。但对中国GDP增长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对本国 制度性 基础设施较为低调的投入。在过去三十年间，政府构建了一套过渡性但行之有效的产权基础设施，以消除市场准入壁垒、界定新的产权，并效仿国际规则，从而促进对外贸易，使跨国企业能够在中国有效开展业务。
中国的政府服务供应链在统筹和支持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还不够。如今，私营和外资企业已占中国产出的三分之二以上，且中国正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升级产权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迫切。
为了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持续创造价值，中国必须确保竞争公平、透明并受法治约束。中国领导层深知，拥有公平市场准入的中小型私营企业，将比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更可靠地成为创新和就业的来源。
鉴于此，中国经济的持续成功有赖于减少国家对生产性资本的所有权、促进市场创新与增长，并投资于人力资本，例如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推行土地改革和私有化、监管食品和药品、保护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障家庭储蓄的价值、确保市场准入，并实施公平透明的税收制度。
此类改革不会削弱国家，而只会改变权力分配，以建立更加稳定的体系。例如，私有化的首要目标并非缩减国有部门的规模，而是消除国有企业不公平且隐性的特权，例如补贴性信贷和垄断性市场地位。这将有助于消除腐败，使官僚职能更加透明，并防止官员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利。
加强法治、建立公平竞争环境，本质上需要建设稳定、有效的产权基础设施，由能够激励公职人员尽可能高效提供服务的制度构成。这样的产权基础设施将确保国家履行其维护公正、坚定而透明地执法的责任，并使最强的竞争者获得应有的回报。
可喜的是，许多负责监督本国法院的中国地方政府，已开始相互竞争，以提供更好的产权基础设施。它们认识到，稳定、公平的市场在创造就业和推动长期增长方面，比实体基础设施更有效。不利的是，从现有体制中获益的人正在抵制变革。
为了驾驭复杂的市场与国家关系并实现有益的结果，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有限的能力和政治资本最需要用在何处。而这预设了一种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话语体系，这与西方人习惯的话语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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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盛（Andrew Sheng）现任冯氏环球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院长，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目前担任北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Xiao Geng现任冯氏环球研究院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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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一名女子走出北京一家中国工商银行（ICBC）分行。REUTERS/Jason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