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断趋势的诱惑难以抗拒。这一趋势对市场、政策制定者、家庭和企业都有强大影响。但有识之士明白线性思维的局限，因为他们知道线条会弯曲，有时甚至会折断。在评估塑造全球经济的两个关键因素时，情况正是如此：一是美国政策博弈所带来的风险，二是中国经济的状况。
量化宽松，即QE（美联储每月购买长期资产的计划），最初是一项高尚的努力，时机恰当、阐述清晰，是美联储为应对一场剧烈危机而采取的迫切解药。反事实推断总是棘手，但很难否认2008年末和2009年初的流动性注入在拯救世界免于远比大衰退更糟糕的局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特定产品的融资工具与第一轮量化宽松相结合，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2009年3月飙升至2.3万亿美元，而2008年夏季危机前的水平仅为9000亿美元。危机重创的市场中的深度冻结也随之解冻。
美联储的错误在于进行了外推，即相信休克疗法不仅能救活病人，还能促成持续复苏。此后两轮量化宽松在2009年底至今又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了2.1万亿美元，但在带动实体经济重启方面收效甚微。
从2008年底至2014年5月，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总额增加了3.4万亿美元，远超同期 名义GDP 增加的2.6万亿美元。这远非量化宽松支持者所宣称的“任务完成”。每1美元量化宽松仅带来76美分的名义GDP。
与美国主要依靠央行化解危机、促进复苏不同，中国推出了一项 4万亿元人民币财政刺激计划 （约占其2008年GDP的12%），以在危机最深时提振其疲弱的经济。美国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约占其2009年GDP的5.5%）对实体经济的推动至多有限，而中国的举措则立即催生了大量“即时可上马”的基础设施项目，使 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 从2008年的44%升至2009年的47%。
诚然，中国也放松了货币政策。但这些努力远不及美联储，中国并未采取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手段，仅进行了标准的政策利率下调（2008年末连续五次降息）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四次）。
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并没有盲目外推的狂热。中国官员将2008至2009年间的举措视为一次性措施，与美国同行相比，他们更快地正视了在危机最深时启动的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在美国，否认之风根深蒂固。
与仍然无视量化宽松对国内外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美联储不同，中国当局对危机期间及之后产生的新风险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它们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其中许多风险，尤其是过度杠杆、影子银行和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官员是否已做到足够，目前尚无定论。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到了，尽管我承认当前我的观点属于少数。面对当前的增长放缓，中国本可能重新采用其早先经受过危机检验的做法；它没有这样做，这是其领导层愿意抵制盲目外推、另辟蹊径的又一例证。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取得进展：它放弃了一种成功引领国家经济发展逾30年的增长模式。中国认识到，必须从主要以出口和投资带动的生产（通过制造业）转向以私人消费（通过服务业）为主导的模式。这一转变将使中国更有机会避开令人畏惧的“中等收入陷阱”。该陷阱困住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恰恰因为其政策制定者误以为早期起飞阶段的增长配方足以实现发达国家地位。
中美两国的案例并非真空中的孤立存在。正如我在 新书中强调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两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政策策略（美国的停滞与中国的再平衡）将带来何种后果。
结果很可能是一种“不对称再平衡”。随着中国改变其经济模式，它将从过剩储蓄转向储蓄吸收，动用其资产为社会保障网络提供资金，从而缓解由恐惧驱动的预防性家庭储蓄。相反，美国似乎执意维持现有路线，相信过去运行良好的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未来仍将顺利运转。
协调这两种做法必将带来后果。当中国将其过剩储蓄转而用于支持本国民众时，可用于支持储蓄不足的美国人的资金将减少。这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吸引外国资金的条件，导致美元走弱、利率上升、通胀加剧，或三者的某种组合。作为回应，美国面临的经济逆风将进一步加剧。
人们常说，危机不应被浪费：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应当抓住深度困境的时刻，承担起结构性修复的沉重责任。中国似乎正在这样做，美国则没有。相互依存指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美国即将陷入线性思维的困境。
作者：Stephen S. Roach，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前主席兼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图片：2012年1月19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一家券商营业部，一个用于中国农历新年的玩具龙装饰品摆放在显示股票信息的电子显示屏前。路透社/Stri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