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使许多人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十年过去，答案并不乐观。在一项民意YouGov民调中，四分之三的德国成年人、三分之二的英国人和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他们的不公感并非只是对银行纾困、多年紧缩政策和企业丑闻的反应。这一挑战触及根本。在富裕国家，人们日益认识到，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大部分收益流向拥有可投资资本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代价却由非熟练工人、本地生产者以及财产和储蓄寥寥无几的人承担。
然而，问题不在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一些政策将自由市场的作用扩展到了合理限度之外。这些政策破坏了劳资之间不可或缺的契约，使资产有限的人陷入不稳定的工作生活。
如果太多人没有资本，更原始、更放任的资本主义形式就不可持续。要重拾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信心，就需要弥补过失，并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和分配价值。
市场自由化的代价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资本管制时期结束，以及1990年代贸易壁垒的取消，确立了现代自由市场全球化体系。与此同时，国内政策，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加深了市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工会活动受到限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的规模和作用也有所缩减。
善意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收益和成本会由所有人平等分担。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许多人拥有的不过是自身技能和时间，而自由市场并不保证这些能派上用场。
Daron Acemoglu和Pascual Restrepo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1993年至2007年间，美国每台机器人约取代了六名工人。然而，没有大学学历、在低薪蓝领行业工作的人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许多失业者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中一些人投票支持了唐纳德·特朗普。
关于自由贸易，Shusanik Hakobyan和John McLaren指出，最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影响的蓝领工人——该协定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在1990年至2000年间的工资增幅比未受影响者低17个百分点。
同一个十年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总回报率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了逾250%。
如果蓝领工人持有大量公司股票，他们就能在失业风险面前获得保障，也能有资源支付再培训费用。但最贫困的美国人不仅没有资本，还陷入了债务。美联储数据显示，2016年最贫困四分之一人口的净财富中位数为负数（-14,000美元）。
这些政策让人们暴露于自由市场的碰运气之中，却没有给予他们公平改善处境的机会。不平等加剧，许多人显然过得更糟。因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正逐渐失去民众的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公平的诉求主要围绕两种观点展开：要么大幅重新分配财富，让每个人都能在经济中拥有公平的份额；要么政策制定者重新引入保护措施，帮助那些没有可投资资本作为保障的人抵御市场力量。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资本》中提出了第一种方案；Dani Rodrik则在《直言贸易》中倡导第二种方案。
这两种方案都应被视为资本主义新契约的一部分。但还有第三条思路着眼未来，回应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望。它主张必须重新设计资本主义本身。私营企业与公共政策需要重新调整方向，以创造公共价值；这要求我们改变对经济学的认识。
让国家重新发挥作用
这正是Mariana Mazzucato的核心论点。上个月，她创立了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隶属伦敦大学学院。Mazzucato认为，近期的经济思想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实际创造价值的方式。尽管经济学这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所探讨的远不止理想化的自由市场，其核心模型仍将财富几乎完全由竞争性私营企业创造这一观点形式化。这促使政策制定者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忽视其他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
然而，要理解资本主义，就必须认识到经济嵌入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这需要研究经济参与者之间不断演变的网络，并辨识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
这种更全面的视角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自动化提升了就业保障，而全球化增加了就业。自1920年以来，工人委员会与雇主之间的法律协议确立了共同决定制的实践，推动企业制定战略，让机器与工人相辅相成，而不是取代工人。
2016年，Mazzucato与Michael Jacobs共同出版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收录了杰出思想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挑战从财政政策到不平等等多个议题上的传统观念。该书指出，我们的许多经济理论不仅不够完善，还会导致糟糕的政策，并往往造成有害影响。
Mazzucato认为，要培育公共价值，国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国家拥有独特的长远视野，以及创造和塑造新市场所需的资金和组织能力。国家参与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过程，也能影响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启动了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为推动互联网和GPS等最基础技术诞生的研究提供资金。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向苹果、康柏和英特尔提供了有风险但至关重要的早期资本。如今主导经济的FAANG公司（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和Google），正是这些决策结出的成果。
以挪威为鉴
正如Dmitri Zenghelis和Carlotta Perez在《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中所言，若要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并推动可持续且包容的增长，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清洁能源。我们需要降低整个经济的物质密集度。这意味着要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专注于耐用产品、维护即服务和再制造。在消费端，这意味着提倡租用而非拥有，并拓展共享经济。
新老企业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后续收益，但市场无法独自管理这一转型。经济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大规模生产基础设施的更换成本，以及对短期利润的偏好，都强烈推动现状延续。
因此，政府需要主动作为，帮助企业承担重置生产体系的前期成本，并重新思考城市建设以及货物和人员运输方式。经济部门需要建立协作生态系统，并扩大国家投资银行的作用。
支持绿色技术和企业，已经是美国ARPA-E等政府部门以及德国国有投资银行KfW的工作重点。2010年，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4.65亿美元贷款，用于开发Tesla S车型；2013年，公司提前10年全额偿还了贷款。2012年至2016年间，KfW向能效项目投资了800亿欧元，向可再生能源投资了230亿欧元。该行正带头投资私人投资者不愿涉足的高风险、资本密集型技术，例如海上风电。
绿色增长带来的经济回报可以积累公共财富。国家可以设立公共财富基金，管理其支持的技术所产生的特许权使用费，以及持有绿色企业股份所获得的回报。
要了解这种做法的影响力，可以看看挪威。该国主权财富基金最近超过了1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位公民拥有19万美元。1960年，挪威首相Einar Gerhardsen确立了国家对挪威石油储备的所有权，这是促使挪威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幸福且最稳定的国家之一的最重要决策。这说明，只要人们拥有资本，资本主义就能发挥作用。
转向以绿色增长为基础的全球经济，还将带来一系列额外收益。这不仅会重启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为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也将为全球南方开启可持续繁荣之门。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目前每年约900万人——将会减少。由化石燃料分布不均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得到缓解。推动人们向北方迁移的拉力和推力因素将减弱。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长期问题——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也将得到应对。
如果再配合减少过度不平等的税制，并重新审视全球市场的边界，致力于绿色增长就能让更多人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受益。这些构成了新契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