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0年来,全球绝对贫困发生率显著 下降 。19世纪和20世纪西欧和北美在减少绝对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功广为人知,近来中国和印度的成功也是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非洲许多地区在加快减贫方面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全球人口中生活在每天(比如)1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 已从 19世纪初的80%以上降至如今的20%以下。
我们还看到,人们对贫困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长期以来,对贫困的观察一直与既有的“理论”(包括意识形态)相互作用,进而形成对贫困成因的“解释”,并可能影响应对行动。在过去的思想中,无论是学术观点还是大众看法,都可以区分出两种典型解释。
按照“贫困的效用”这一解释,有些人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做的选择;几乎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有可能摆脱贫困;
而且,人们认为他们的贫困是国家经济成功所必需的,因为经济成功需要大量渴望工作的人,而避免饥饿被视为促使他们工作的必要动力。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帕特里克·科尔奎霍恩(Patrick Colquhoun)在1806年提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贫困是社会中最必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贫困,国家和社会就不可能处于文明状态。贫困是人类的命运——也是财富的源泉。”这似乎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观点,直到19世纪相当晚期。如今仍有这种观点的变体,但显然已不再占主导地位。
过去,“贫困的效用”论者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的希望不大,因为他们声称穷人缺乏“道德约束”。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古典经济学家承认,大规模教育政策有助于改变行为,从而确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更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但直到19世纪晚期,人们对政府干预、为所有儿童提供基础教育仍缺乏热情。即使普遍贫困被视为理所当然,精英阶层也普遍支持一些政策,帮助人们免受下行风险导致的暂时性贫困(英格兰可追溯至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是此类政策早期且似乎成功的例子)。然而,支持公共行动以减少长期贫困的人寥寥无几。
第二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失灵及其他制度失灵;
其中一种观点在19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崭露头角,认为贫困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与古典经济学家相似,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下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但这并非因为穷人的道德缺陷;相反,他认为充分就业不可能实现,而失业者“后备军”会阻碍工资上涨。
随着经济分析不断深入,制度失灵观点的一种阐释逐渐形成:市场失灵与初始不平等相互作用,阻碍减贫进展。例如,信贷约束意味着贫困家庭的子女无法获得他们最终摆脱贫困所需的营养、医疗和教育投资。门槛效应,例如生产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本存在一个(正值)下限,会造成陷入贫困陷阱的可能。一般均衡效应,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禀赋不平等的情况下劳动收入的分配,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分配极不均等。政府未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19世纪的经济文献中已出现这些思想的端倪,但直到20世纪晚期才形成成熟的理论阐述。
这种制度失灵观点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弊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可以通过公共行动加以避免。此外,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样做完全可以与此类经济体的增长相一致。事实上,人们预期,适当的政策能够消除个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所面临的物质限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转变历程
制度失灵观点的兴起在时间上极不均衡,期间有长期不作为,也屡遭挫折。不过,可以辨认出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我将其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贫困启蒙”。第一次“贫困启蒙”发生在19世纪之交前约20年。伦敦和巴黎兴起了对既有社会等级制度的普遍批判;在巴黎,这场批判最终著名地促成了法国大革命。伊曼努尔·康德、让-雅克·卢梭、斯密等人的哲学著作,表达了对穷人作为人的新尊重,而不再仅仅把他们视为生产手段、发挥纯粹工具性作用。经济本身也开始被视为促进全人类福祉的手段。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1776年)对重商主义观点——即应以贸易平衡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所作的有影响力的批判,是一个重要步骤,为人们最终将减贫视为发展目标而非发展威胁铺平了道路。斯密还主张采取促进脱贫的政策,例如提供公共补贴,帮助“普通民众”支付教育费用。但在这一问题和其他社会议题上,斯密显然比大多数同辈或不久后的追随者进步得多。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反对扶贫政策,指出其会产生不利的激励效应;然而,这类影响几乎肯定被夸大了(这并非最后一次),例如19世纪初围绕改革英格兰《济贫法》展开的激烈且影响深远的辩论(Ravallion 2013a)。认识到制度至少要对贫困负部分责任,是关键的一步;但全面的扶贫政策要能够兼顾促进发展与提供保护,仍需很长时间才会出现。
第二次“贫困启蒙”发生在1960至1980年前后,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一时期,全球贫困率下降速度加快,支持扶贫政策的论据在理论上更有力、依据也更充分。公众对贫困的关注也达到历史顶峰。在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 中输入“poverty”一词即可看出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相关提及急剧增加;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poverty”在所有出版词汇中的占比,在英语和法语中都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值。制度失灵解释显然已取代贫困效用论,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争论仍在继续。有些人仍将贫困归咎于穷人;有些人不认为贫困是全球性问题。不过,社会逐渐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认为贫困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全球各地——包括发展中世界新近获得自由的国家——都对减贫的可能性抱有新的乐观态度。尽管出现过失误,一些乐观却考虑不周的计划也很快受挫,但富国和穷国都推出了许多政策创新。激励效应仍在讨论之中,不过可供参考的证据更加充分。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战胜贫困,关键在于将直接促进发展的政策与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的稳健亲贫增长结合起来。传统的保护性政策也开始纳入促进发展的激励措施,例如向贫困家庭提供转移支付,补偿子女上学带来的成本(包括放弃的劳动收入)。
思想转变的基础在第一次“贫困启蒙”时期已经奠定,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自由、自我实现和整体繁荣(除其他条件外)要求人们不受贫困束缚,而政府有责任帮助确保这一点。哲学和经济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约翰·罗尔斯、阿马蒂亚·森等人的著作中),更通俗易懂的作品(如迈克尔·哈灵顿和J.K.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也同样发挥了作用。人们认为,国家有责任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实现自我价值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这或许是实现公平最重要的要求,也是摆脱贫困陷阱的关键。优质的公共教育、健全的卫生体系和普惠金融,都逐渐被视为帮助贫困家庭的下一代彻底摆脱贫困的关键要素。
三个相互促进的因素 有助于解释思想转变和全球贫困发生率下降:新技术、新知识和政治发声权。新技术创造了经济机遇,也带来了对劳动力新技能的需求,大规模教育可以提供这些技能,而更有知识的劳动力也需要保持健康。自19世纪晚期以来,关于穷人的新数据和研究影响了公众观念和政策制定,也让政策制定者了解其政策应对的成效。通俗著作、社会小说和戏剧也帮助将知识转化为公众认知。争取广泛政治代表权的斗争(往往十分痛苦)取得成功,大致与政策辩论更加知情、政策更为完善同步;新知识和认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进程。
结论
与200年前相比,如今的世界贫困程度低得多,也普遍更善于应对贫困。我们在减贫方面的进展与思想转变之间,无疑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贫困普遍存在时,要快速取得减贫进展就困难得多;200多年前的主流思想也难以设想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经历了一些漫长而痛苦的滞后(工业革命之后实际工资率迟迟未能上升,尤为显著),西欧和北美最终通过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至关重要的)基础医疗和教育同步发展,完成了帮助民众大规模摆脱绝对贫困的艰巨工作。经济机遇由此创造出来;随后相应政策逐步形成,确保许多人能够抓住这些机遇。此后,新的选择出现,使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直接干预成为可能,兼顾发展促进与保护。扶贫政策既推动了整体富裕,也受益于整体富裕的提升。
如今,全球极端贫困发生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公众关注和认知达到最高点,摆脱极端贫困的理想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但历史也警示我们不能自满。正如当今成功的发达国家当年摆脱贫困的艰苦历程并不轻松,如今最贫困的国家也面临巨大挑战。只要持续努力,并借鉴以往经验,就应有可能接近 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 左右的目标。不过,也不难设想较不乐观的情景:减贫进展将回到过去较为缓慢的状态。
本文最初发表于 voxeu.org。
作者: Martin Ravallion,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
图片:人们从柏林一名无家可归者身旁走过。路透社/Thomas Pe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