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真的能帮助希腊吗?

结构性改革真的能帮助希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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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债权人强加给希腊的每一项经济计划,都以一个核心理念为支撑:大胆构思、毫不松懈地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复苏。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计,财政紧缩会给收入和就业带来沉重代价,尽管它们 严重低估了 这一代价的严重程度。但它们认为,早已推迟(且亟需)的市场导向型改革,将为希腊经济带来补偿性的提振。

任何认真评估世界各地结构性改革实际成效的做法——尤其是1990年以来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情况——都会给此类预期泼上一盆冷水。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自由化通常最多只能在长期带来增长,而短期效应往往是负面的。

各国政府并非无法实现快速的增长起飞。事实上,此类增长加速在 世界各地相当常见 。但它们与更有针对性、更具选择性地消除关键障碍相关,而非广泛的自由化和全经济范围的改革努力。

结构性改革背后的理论很简单:开放经济以促进竞争,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开放受监管的职业——例如药店、公证处和出租车——低效供应商将被更具生产力的企业挤出市场。私有化国有企业,新管理层将使生产合理化(并裁减所有依靠政治任人唯亲而获得工作的冗余员工)。

这些变化并不会直接引发经济增长,但会提升经济的 潜在 (或长期)收入。增长本身则发生在经济开始向这一更高的长期收入水平收敛的过程中。

许多学术研究 发现 ,收敛速度往往约为每年2%。也就是说,每年经济体往往会缩小其实际收入与潜在收入水平之间差距的2%。

这一估计有助于我们衡量结构性改革可望带来的增长幅度。让我们抱持极度乐观的态度,假设结构性改革能够使希腊在三年内将其潜在收入 翻一番 ——使希腊的 人均 GDP大幅超过欧盟平均水平。运用收敛的数学模型,这将带来每年平均仅约1.3%的增长提振,持续三年。为了让这一数字更具参照意义,请记住,自2009年以来,希腊GDP已缩减了25%。

因此,如果结构性改革在希腊未见成效,并非因为希腊政府懈怠。希腊的执行记录实际上相当不错。2010年至2015年间,希腊 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上升了近40位 。相反,当前的失望源于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大部分益处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而非在一国真正需要时到来。

还有另一种策略 可能 带来显著更快的增长。一种有选择性的做法,旨在针对 “约束性瓶颈” ——即增长回报最大的领域——将使早期收益最大化。这也将确保希腊当局把宝贵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到真正重要的斗争中。

那么,希腊经济中应当针对哪些约束性瓶颈?

改革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做法,是提高可贸易部门的盈利能力——推动现有和新兴出口活动中的投资与创业。当然,由于希腊是欧元区成员国,它缺少实现这一目标最直接的工具——货币贬值。但其他国家的经验为促进出口提供了丰富的替代工具——从税收优惠到特殊经济区,再到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

最紧迫的是,希腊需要在总理身边设立一个机构,负责与潜在投资者开展对话。该机构需要拥有清除其所查明障碍的权限,而不是让其提案在各部委中搁置。此类障碍通常极为具体——例如这里的一项分区规定,那里的一项培训计划——不太可能被广泛的结构性改革有效瞄准。

迄今为止,缺乏对可贸易部门的单一专注,代价高昂。不同改革对出口竞争力产生了相互冲突的影响。例如,在制造业中,工资削减(“内部贬值”)的竞争力收益,已被 抵消 ,抵消因素为财政紧缩措施和国有企业价格调整所引起的能源成本上升。更有针对性的改革战略本可以保护出口活动,使其免受此类不利影响。

传统的结构性改革往往偏向“最佳实践”——即所谓普遍适用的政策补救措施。但正如世界各地的成功国家所发现的,最佳实践思维对促进新出口帮助不大。由于希腊政府没有自己的货币,它将不得不格外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

特别是,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迅速促成供给响应可能需要有选择性的、相机抉择的政策,偏向出口商,而非结构性改革倡导者所偏好的“横向”政策。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希腊的宏观和财政战略越正统,其增长战略就越必须非正统。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刊发。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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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 Rodrik 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图片:人们手持希腊国旗。REUTERS/Yannis Behr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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