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星球正以惊人的速度城市化:如今,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增长。伦敦在140年间人口从100万增至850万,而孟买、拉各斯、伊斯坦布尔和圣保罗近几十年来每年至少增加20万人,其中拉各斯每年增加60万人,相当于每小时增加70人。
随着数字技术和无处不在的网络与砖石建筑深度融合,当今的城市空间正在迅速变化。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先驱马克·韦泽(Mark Weiser)曾指出:“最初是大型机时代,许多人共享同一台计算机。现在我们已进入个人计算时代,人与机器隔着桌面彼此不安地对视。接下来是普适计算,或称平静技术时代,届时技术将隐入我们生活的背景之中。”普适计算及其“万物互联”的延伸,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即所谓的“智慧城市”。
人们普遍认为,智慧城市能够更好地回应居民及其环境需求,成为高效、可持续、宜居的生态系统。为此,世界各地正在涌现各式各样的实施模式。然而,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效使用资金,尤其是促进创新?巨额公共资金究竟是否是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正确动力?
全球各地的模式
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大体上呈现截然不同的做法。在南美洲、亚洲和欧洲,各级政府正迅速认识到潜在智慧城市的价值,并努力将大量投资投向这一方向。里约热内卢正在其智能运营中心提升能力,新加坡即将启动雄心勃勃的“智慧国家”计划,阿姆斯特丹近期则投入6000万欧元,设立了名为“阿姆斯特丹大都会解决方案”的新型城市创新中心。欧盟的“地平线2020”计划在2014至2016年间拨款150亿欧元,这笔投资体现了欧洲在严峻财政约束下,仍对智慧城市理念作出的重大资源承诺。
然而,在美国,公共部门资金投入很少,但智慧城市空间的理念却一直是当前一代成功初创企业的核心。最新的例子之一是优步(Uber),这款智能手机应用让任何人都能叫车或成为司机。该公司的业务备受争议:优步在全球(主要在欧洲)屡遭抗议和罢工,但其估值最近却高达惊人的180亿美元。
除优步之外,学习型恒温器Nest、民宿共享网站爱彼迎(Airbnb),以及苹果公司刚刚发布的“家庭操作系统”等,仅举数例,都印证了数字信息进入物理空间所开辟的新前沿。类似的做法如今有望彻底改变城市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从通勤、能源消耗到个人健康无不例外,因此,它们正获得风险投资基金的热切支持。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对城市发展袖手旁观;政府无疑负有重要职责。这包括支持学术研究,并推动在风险投资可能兴趣不大的领域开展应用,例如城市固体废弃物或供水服务等虽不引人注目、却至关重要的领域。公共部门还可以推动此类项目采用开放平台和标准,从而加快全球各城市的采纳速度。
巴塞罗那市通过其“城市协议”倡议朝这一方向迈出了一步。该倡议汇聚城市、商业及非营利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制定一套共享且可互操作的城市转型指导原则。最重要的是,这些协议将具有多城市、多文化、多合作伙伴和无规模限制的特点。
但上述种种都在朝着减少自上而下的决定论方向努力;政府应利用其资金,培育一个有机的、自下而上的创新生态系统,专注于智慧城市,类似于美国正在形成的生态系统。这必须超越对传统孵化器的支持,致力于制定和培育能够促进创新蓬勃发展的监管框架。考虑到优步或爱彼迎等应用持续面临法律障碍,这种支持力度迫切需要。监管依然至关重要,但应以更具响应性的方式进行:政府可以把握创新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脉搏,同时避免制造不必要的立法约束。然而,政府必须灵活应变,随新技术的出现及时回应,并为新发展留出成长空间。
政府在推行智慧城市战略时,似乎需要走一条微妙的道路:无论如何,它们都应避免扮演决定论式和自上而下的角色。决定下一个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应是什么,并非政府的职责,也不应利用公民的钱来巩固那些如今在该领域进行营销的科技跨国公司的地位。相反,政府应当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创造一切条件。
这里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微妙的平衡:智慧城市的效率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在某些情况下,后者还需要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与最大化优化恰恰相反。最具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往往在监管较少、更为“杂乱”的环境中萌生并蓬勃发展。换言之,如果“智慧”不想沦为空洞的标签,那么“不那么智慧”或许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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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洛·拉蒂(Carlo Ratti)教授,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感知城市实验室主任,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麻省理工学院意大利项目主任,同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 未来城市全球议程理事会主席。
图片:2012年11月22日,人们在新泽西州霍博肯的哈德逊河畔公园散步,对面是纽约下曼哈顿的天际线。路透社/Gary Hershorn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