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结构转型与再平衡对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艰巨的任务。中国五年来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力求将一种强大却失衡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变为日益由消费者驱动的模式。若要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大多数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达到与今日中国相当的收入门槛时所经历的经济放缓，成功至关重要。
结果喜忧参半。中国在推动经济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初期努力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服务业长期以来被视为现代消费型社会的基础。但在提振私人消费方面，进展则远为有限。中国如今别无选择，必须正面应对这一脱节问题。
根据官方统计，近年来中国服务业表现尤为亮眼，其在GDP中的比重从2010年的44%升至2015年前三个季度的51.6%。这一增幅几乎是即将结束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最初设想的四个百分点增幅的两倍。
批发和零售贸易等分销行业，以及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增长尤为强劲。而且，中国向服务业的转型才刚刚开始。随着整个行业在未来十年内向占GDP 60%至65%的比重攀升，转型应扩展至IT服务、医疗保健、国内运输以及酒店和休闲业。
相比之下，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则迟迟未能显现。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触底，为36%，此后于2014年小幅升至38%。这一两个百分点的增幅，仅约为经济结构中服务业主导转变幅度的四分之一。
凭借其在中央计划方面的专长，中国向来擅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向服务业主导型增长的转变便是明证。但中国显然远不擅长复制现代消费文化的内核，尤其是改变其国民的行为规范。
服务业迅猛发展与私人消费滞后增长之间的脱节，伴随着中国城市储蓄率的稳步上升，2014年升至30%（十年前为24%）。尽管个人收入在经济中的占比在服务业主导的就业增长和城镇化带来的收入杠杆作用推动下显著提高，储蓄率仍在上升。中国家庭一直不愿将这些新增收入大量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支出。
中国城市储蓄率在 人均 收入强劲增长的背景下居高不下且持续攀升，反映出一种持续存在的 预防性储蓄偏好 优先于可自由支配消费。不幸的是，这是大多数中国家庭面对不确定未来时的理性反应，而缺乏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更凸显了这一点。此外，随着快速老龄化的人口进入其生命周期中最脆弱的阶段，人们对养老和医疗保障不足的担忧将进一步加剧。
好消息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涵盖2016至2020年）将于2016年3月通过，似乎很可能会明确回应这些担忧。10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早期迹象表明，下一规划将侧重于以消费为主导的再平衡所缺失的一环：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
拟议中的城乡养老金与重大医疗保障方案整合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当局承诺允许劳动者无论迁往何处都能转移其 户籍 （居住证）及相关社会福利待遇。对中国2.7亿农民工而言，福利的可携带性可能是决定性因素，它将推动平衡从恐惧和预防性储蓄转向安全感和可自由支配的消费。同样重要的是，第五次全会强调利用国有资本为更强大的安全网提供资金，其方式是提高国有企业税收，该提案是两年前提出的。
但重塑社会规范方面最大的突破是计划生育政策：以2017年起实行的二孩限制，取代了自1980年起实行的独生子女限制。这一迟到已久的转变旨在应对中国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其最终影响不容低估。作为中国儒家传统核心的家庭单元一旦改变，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特征也将随之改变。
过去35年间，中国强大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凡进展。但若要使该国保持正确方向并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迅速推进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变。这需要解决服务业结构转型与最终将塑造国民消费习惯的行为规范之间的脱节问题。
这意味着要克服中国家庭面对不确定未来时可以理解的谨慎心态。将恐惧转化为信心，对任何社会而言都是艰巨任务，中国也不例外。第五次全会所体现的、对解决中国宏观经济脱节问题的关注，也是即将到来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可能先兆，因此令人十分鼓舞。
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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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phen S. Roach，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图片：一面中国国旗在金融街上一家商业银行总部飘扬。REUTERS/Kim Kyung-H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