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日本成了亚洲的异类。二十年间，亚洲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蓬勃发展，日本经济却几乎毫无起色。如今，亚洲两大巨头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速急剧放缓——这一下滑似乎正在拖累亚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表现——而日本正录得自1980年代繁荣以来最强劲的增长。
但是，正如日本战后的经济模式成为近几十年亚洲经济奇迹的范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经济学”）目前正在实施的改革，可能为亚洲经济体重新找到通往强劲增长的道路。如果中国放缓的连锁反应不致波及整个地区并危及已经实现的经济一体化，亚洲各国政府——首先是中国——将需要推行类似改革。
亚洲的繁荣为何如此迅速地消退？经济学据称是一门冷静理性的学科。然而，成功的经济体往往容易陷入最危险的情绪之一：自满，即孔子所谴责的那种过度骄傲。这种情绪使政府在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开始出现压力时，仍对改革心存顾虑。
日本为这种态度付出了高昂代价。即便在24年前其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当局仍然认为该国的增长模式无需调整。结果是两个失落的十年，经历了通货紧缩与自我反省，直到日本最终推行了所需的改革，以启动一种新的、更加开放——因而更有活力——的经济模式。
中国和印度似乎也陷入了经济自负。中国三十年的成功，以及印度据称摆脱旧有的缓慢“印度式增长率”的十年，如今都以两国经济急剧放缓而告终。两国放缓的原因相同：改革停滞。这直接源于政府对当前状况过于满足，以至于未能应对明日日益增长的危险。
中国政府继续对那些向政治关系密切者放贷、或容忍财务纪律松弛企业（多为国有企业）的银行视而不见。事实上，中国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债务总额目前约占GDP的200%，五年间增长了逾三分之一。不负责任的放贷正在破坏资本的有效配置，并使中国难以告别过去三十年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转而更多依靠国内消费实现未来增长。
同样，印度政府在接纳经济自由化之后，近年来实际上已有所退缩。允许外国投资进入零售业及其他关键经济部门的计划已被搁置。在关键产业中——移动通信与采矿业或许是两个最重要的例子——私有化已被裙带关系所腐蚀。
此外，印度仍是一个内向型经济体，吸引的外国投资相对较少，在世界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远小于其应有的份额。尽管印度拥有享誉全球的软件产业，却几乎未参与支撑亚洲区域贸易格局的生产链条。其结果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显而易见，即经济增长的急剧放缓。
公平地说，一些国家日益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恢复经济活力是2012年韩国总统大选的焦点，这次选举使该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上台执政。如今，韩国正围绕一场重要辩论展开讨论，即如何改革 财阀，即那些在使韩国摆脱贫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庞大工业企业集团。朴槿惠作为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朴正熙曾将 财阀 置于韩国经济的核心地位，这可能使她具备重新界定其经济角色所需的公信力。
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相关辩论才刚刚开始。但改革的进展，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必须尽快取得，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印度是主要例外）中，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窗口正在关闭，如果尚未关闭的话。亚洲传统上的高储蓄率下降未必是坏事；毕竟，随着人口老龄化，消费通常会上升。但储蓄的配置必须远比过去更为高效。日本失落的几十年为忽视此类改革的经济代价提供了严峻的教训。
此外，以美元借贷为当前投资支出融资并非良策，许多新兴经济体近年来正是这样做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向新兴市场注入了大量廉价资金。印度尼西亚、泰国及其他国家如今发现，随着其汇率因美联储计划“缩减”政策而对美元下跌，偿还这些贷款变得困难。事实上，债务累积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市场现在担心亚洲金融危机会重演。
日本的先例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抹去数十年来辛苦积累的增长成果16年之后，亚洲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依然效率低下。亚洲经济体需要深度的、监管完善的资本市场，以便储蓄能够流向收益最高的领域。然而，如今监管不善的金融部门（中国是最大的症结所在）对资本定价失当。此外，银行的主导地位过强：亚洲（包括日本）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却仅勉强占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十六年前，泰国政府在投机攻击面前决定让泰铢浮动，亚洲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各国政府对那场危机的应对，此后一直塑造着该地区经济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如果亚洲要避免另一场规模相近的危机或失落的增长几十年，其政府就需要推行日本正在进行的那种全面改革。看来，安倍经济学适用于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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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池百合子是日本前防卫大臣兼国家安全保障顾问，曾任日本自由民主党主席，现任日本国会（National Diet）议员。
图片：一名男子看着显示日本日经平均指数的股票行情板。REUTERS/Toru Ha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