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紧缩在英国已成为传统观点的基本共识，以至于任何在公共生活中质疑它的人都会被贴上危险左翼的标签。英国工党下任领袖的热门人选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正是这股众口一词的贬损声浪的最新受害者。他的某些立场确实站不住脚，但他在经济政策上的言论并非愚蠢之举，理应得到认真审视。
科尔宾针对英国现行的紧缩政策提出了两种替代方案：一是设立国家投资银行，其资本通过取消私营部门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来筹集；二是他所称的“人民量化宽松”，简言之，即由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款，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第一项提议既不极端，也不新颖。欧洲投资银行、北欧投资银行以及其他许多机构都已存在，它们均由各国或国家集团出资设立，目的是通过在资本市场借贷，为授权项目提供融资。这类机构的理论依据源自那位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亚当·斯密所说的国家责任：国家应负责“建造与维护”那些“公共工程和机构”，这些事务虽对社会大有裨益，却无法为私营企业带来利润。
换言之，国家始终应当承担投资职能。将这一职能委托给专门机构，或许有助于改善公共账目的呈现方式。
当前特定的经济环境为设立国家投资银行提供了第二个理由。在经济衰退甚至半衰退时期，私人储蓄中有比正常比例更高的部分以现金或其最接近的等价物（短期国库券）的形式持有。国家投资银行可以通过发行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债券，将这些“闲置储蓄”引导出来。
这类债券若在政府证券之上提供少量溢价，很可能会吸引养老基金等长期投资者，而这些投资者目前面临的实际回报为零甚至为负。例如，欧洲投资银行拟以210亿欧元（233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到2017年为至少3150亿欧元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
“人民量化宽松”是这一构想的一个更为非正统、也更有趣的版本。在传统量化宽松（QE）下，中央银行从银行或企业购入政府证券，并依靠其“印出”的额外现金刺激私人支出。但有研究表明，这些资金大多流入投机活动，助长资产泡沫风险，而非被引导进入生产性投资。
另一种做法是，将中央银行新发行的货币直接分配给住房协会、地方议会、国家或地区投资银行，即任何能够实施基础设施项目的机构。科尔宾正是这样提议的。
这种由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提供货币融资（即向中央银行而非债券市场借款）的思路，有着可靠的学术渊源。2012年2月，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在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的一场讲座中提出，如果从市场借款在政治上或财务上不可行，可将其作为一种选择。
与传统的货币融资不同，科尔宾的提议不会增加国家债务，这是一大优势。传统量化宽松（不妨称之为“货币化一”）原本就计划逆转，即通过征税筹集资金，赎回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对未来增税的预期可能促使人们把部分新增资金储蓄起来，而非用于消费。非传统量化宽松（“货币化二”）则避免了这一问题，因为中央银行的借款不会被偿还；中央银行资产与政府负债相互抵消。正因如此，不应先验地将其排除在外。
在面临零增长和通缩的欧元区，货币化二有着充分的理由。事实上，欧洲央行1月公布的量化宽松计划主要由主权债务购买构成，但欧洲央行还将购买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债务，而这些正是货币化二的关键要素。因此，该计划将有助于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
但英国经济目前的年增长率接近3%，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进一步量化宽松。政府可以在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下从债券市场按需借款。将这种借贷能力委托给国家投资银行，仅仅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方式，表明任何额外借款都将用于投资，而非经常性支出。
在英国当下设立此类机构有两个充分理由。第一，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仍低于危机爆发前约占GDP 11%的水平。这表明投资者对复苏的持续性缺乏信心。
第二，视机构的授权范围而定，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可以提供一条途径，使英国经济从私人投机活动转向可持续增长的长期投资，并使增长从英格兰东南部转向中部和北部地区。简言之，它为解决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的“私人富裕、公共贫困”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
科尔宾因将这些关于国家角色及其财政筹资最佳方式的重要问题引起公众关注而应受到赞扬，而非遭到谴责。他因此被驳斥，恰恰说明了当今政治精英的危险自满。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有理由感到，当前的经济秩序未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他们又将怎么办？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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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英国科学院历史与经济学院士，现任英国上议院议员。
图片：行人经过伍利奇一家已关闭的 Wimpy 快餐店门前。REUTERS/Finbarr O’Rei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