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听听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学教授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的看法，他会告诉你，近来发展机构中出现了一种“降低发展标准”的趋势。在他看来，发展机构把发展目标定得很低——例如将贫困线设为“每天一美元”，或按照《千年发展目标》的规定实现普及初等教育——这辜负了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民的期望。与经合组织国家的生活标准相比，这些人仍相当贫困。[i]
我们（宏观经济与财政管理全球实践团队）很想聆听并更深入地了解他这一颇具挑衅性的论述，因此上个月邀请普里切特前往世界银行演讲。[ii] 普里切特在转赴哈佛之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他在座无虚席的会场上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
当今发展机构的议程似乎无所不包，唯独缺少促进广泛共享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繁荣与福祉至关重要，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和政府最为期盼的。
发展机构若选择低标准目标，不支持惠及所有民众的繁荣，就有可能失去作为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的相关性。
有理由认为，在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希望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 包括 关注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发展机构及其富裕国家支持者是否正在背离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和希望？较贫困国家的民众希望政府做些什么？
普里切特在演讲中提供了一些基于调查的信息，介绍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紧迫的问题——见下图1。[iii] 根据这些数据，大多数受访者更关心就业、收入和基础设施，而非卫生、教育和治理。我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境中，这一排序大致符合实际。例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一项研究，印度德里是全球所有城市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iv] 但如果问起，我猜德里居民会把就业、收入和住房列在其发展优先事项清单中， 更靠前 ，而不是治理空气污染。随着国家沿着发展阶梯不断攀升、变得更加富裕，民众对物质事物（通常与促进经济增长相关的活动）的重视程度会下降，而对生活的非物质层面（如美丽的城市和洁净的环境）会更加看重——普里切特对这一点作了精辟阐述。
普里切特还对世界银行集团的两项全球目标提出了质疑：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群），以及通过促进人口中收入最低的40%人群收入增长来提升共享繁荣。他的论证基于以下两方面逻辑：第一，人类福祉不应划分界线，处境相近的人（例如刚刚高于每天1.25美元贫困线的人）不能也不应受到区别对待。第二，共享繁荣的定义也在人口的40%处划出了一条任意界线。第41或第42百分位的人怎么办？他们接近第40百分位，却被排除在计算之外。民主社会中的中位选民又该如何？除非他属于极端贫困群体，否则他的福祉就不算共享繁荣目标的一部分吗？
人们或许会认同普里切特的逻辑，但如果你认为，（a）消除极端贫困，以及（b）促进各国繁荣，或许是发展事业中最崇高的目标，那么重点就必须放在一开始便处于经济弱势的人群身上。共享繁荣原则与经济增长有关，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促进经济增长。世界银行集团 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消除极端贫困并提升共享繁荣。这种发展方式似乎相当合理。
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很可能会认同，在本国的发展计划中应给予贫困和弱势群体特别关照。当然，政府也会设定目标，努力增进全体公民的福祉。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有时可能采用不够理想的方式——例如燃煤发电造成空气污染——以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一些发展机构可能会拒绝支持此类发展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国家增长与繁荣目标的方式可能存在分歧。与此同时，很难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本质上有别于发展机构的目标。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种做法是否会使发展机构与大多数国家走向对立，进而促使它们重新思考发展伙伴关系。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让我们谈谈发展”博客。发表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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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纳亚·斯瓦鲁普（Vinaya Swaroop）是世界银行宏观经济与财政管理全球实践团队增长全球解决方案小组的全球负责人。
图片：10岁的玛丽乔伊（MaryJoy）是阿诺德（Arnold）和南希·博拉塔（Nancy Bolata）的长女，她正准备洗澡，然后去上学。路透社/埃里克·德卡斯特罗（Erik De Cast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