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悼念李光耀的文章——这位新加坡长期担任总理的领导人于今年3月去世——都特别提到了他成功打击腐败的努力。这些分析往往（若非明言）暗含一种说法：李光耀的成就之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他的威权治理风格。
除了这一假设蕴含着极其反民主的意味之外，它在经验层面上也并不成立。没错，去年新加坡在透明国际的腐败调查中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七。但看看前15名中的其他国家，情况就清楚得多：它们无一不是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
自由之家是一家监督机构，按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给各国打分，采用七分制；该机构在这两个类别中都给新加坡打了4分。透明国际排名前15的其他国家，在每个类别中都获得了最高分1。
事实上，使李光耀的反腐努力取得成功的措施，本身并无任何固有的威权色彩。稍作调整后，这些措施可以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推行。
首先，新加坡积极追查白领犯罪，不仅对收受贿赂者判处监禁，也对行贿者判刑。被判定收受非法款项的人还必须偿还款项。例如，1995年，新加坡公共事业副首席执行官被判收受价值980万美元的贿赂。他被判处14年监禁，并被责令全额退还款项。
新加坡还为政府雇员提供优厚薪酬，因此能够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也让受聘者有强烈动力保持廉洁。政府会监测私营部门为各类技能、职位和工作支付的薪酬，并努力使公职人员的薪酬不低于该水平的75%。
对高级政府官员而言，薪酬更是极具竞争力。据全球咨询公司海氏集团统计，去年新加坡首席执行官的总薪酬中位数为673,000美元。相比之下，一名高级部长的薪酬超过800,000美元，据一项政府研究显示。按这种思路，待遇优厚的政府官员较不容易涉腐，尤其是在高薪之外还有严厉惩罚、以制止屈服于诱惑时。
此外，新加坡通过互联网或手机提供许多政府服务，减少了腐败机会。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新加坡公共部门的电子化程度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韩国和澳大利亚。因此，不诚实的官员更难找到索贿或从政府拨款中中饱私囊的机会。
这些措施受到该国公民欢迎，这表明民主化没有理由削弱新加坡的反腐努力。如今，许多公民希望获得更多个人和政治自由，并能更大程度地监督政府，从而让住房等稀缺资源分配得更加公平。事实上，更自由的公民社会以及一党统治的终结，很可能增强新加坡打击腐败的动力与能力。
新加坡媒体有时难以履行监督职责。自由之家称该国媒体“并不自由”，并指出自我审查程度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发表后的惩罚性行动”的恐惧。政府执行严苛的反诽谤法，并迫使许多媒体机构缴纳40,000美元保证金；若政府在诽谤诉讼中胜诉，保证金便会被没收。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自由媒体、活跃的公民社会和竞争性的政治环境相互配合，共同遏制不诚实行为。如果新加坡采用一个威权色彩较弱的政治体制，结果几乎肯定也会如此。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辛迪加计划。 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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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尔弗雷德·斯特潘是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里查·马赫什瓦里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
图片：一名男子从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旁走过。路透社/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