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力量共同作用，催生了一个集中于大都市地区的先进生产部门；如今，这一部门与大量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活动和社区并存。这种生产上的二元结构是当今诸多弊病的根源：不平等和排斥现象加剧，人们对执政精英的信任流失，对威权民粹主义者的选举支持不断增长。然而，当今许多政策讨论聚焦于一些未能触及问题真正根源的解决方案。
例如，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是将现有生产结构视为既定事实，仅靠发放补助来缓和其后果。同样，对教育、全民基本收入和社会财富基金的投资，旨在增强劳动力的禀赋，却无法确保这些更好的禀赋能得到有效利用。与此同时，就业保障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对改善就业岗位结构几乎无能为力。
诚然，我们需要许多此类政策。但要让它们发挥最佳效果——或许从长远看，唯有配合一套新的“生产主义”措施才能奏效——这些措施须直接介入实体经济，着眼于扩大生产性就业。
我们设想的战略包含三个相互促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供推广服务来改善管理，或通过合作项目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提升现有岗位的技能水平和生产率；通过支持本地现有企业扩张或吸引外来投资，增加优质就业岗位的数量；以及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或劳动力发展项目，帮助劳动者，尤其是来自高风险群体的劳动者，掌握获得优质工作所需的技能。
这三个组成部分都不新鲜，现行政府项目中也能找到各自的要素。但现有政策通常植根于监管框架，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不佳。什么是优质工作？合理情况下能创造多少这样的工作？技术及企业层面的其他选择如何影响就业岗位的创造？有哪些配套政策工具可用？如何扩展这套工具？
这些问题必然因地方和具体情境而异。只有通过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反复进行的战略互动，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并定期修正答案。所谓“基于地方的政策”，例如针对特定地区的就业补贴和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研究揭示了一个共同主题：政策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很少有政策可以直接套用，并在不同环境中稳定奏效。
各州和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及其他补贴竞相吸引大型雇主，效果尤其糟糕。近期备受瞩目的富士康和亚马逊交易分别在威斯康星州和纽约州告吹。这些交易不仅条件失衡，还以环境稳定为前提，并体现为固定而详尽的合同条款。富士康面临需求和技术变化、亚马逊遭遇意料之外的政治反弹时，双方都没有足够空间修改或重新谈判。
治理机制必须充分认识到，任何有效的政策框架都具有临时性和迭代性。值得庆幸的是，构建此类机制所依据的原则无需从头发明。企业、监管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已在其他领域建立了创新治理安排，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的原则。
在一篇近期发表的论文中，我们详细举例说明了两个领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及其衍生机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对技术的培育，以及爱尔兰对奶牛养殖业的环境监管。
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各方——无论监管机构还是企业——都无法可靠地掌握中期调整的可能性和成本，对未来可能性也只有模糊的推测。在创新促进、环境监管、食品安全和民用航空等领域，解决办法是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将持续明确目标与不断探索新方案结合起来。
例如，在欧盟，监管机构将“良好水质”确立为一项雄心勃勃、开放式的目标。受监管实体和受影响各方——企业和农场、成员国、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社会组织——都有义务制定计划以实现目标，并定期报告结果。若未如实报告，或持续未能取得可行成果（而处境相似的其他方面已证明这些成果可以实现），就会受到处罚。这些方法并不能自我监管。与所有制度一样，它们可能遭到腐化或弱化。但在适当的公共监督下，传统方法失效时，它们能够发挥作用。
除了少数成效显著的社区学院培训项目外，此类治理安排尚未用于促进优质就业，但可以为此目的加以调整。“优质工作”的概念和清洁水一样并不精确，需要以一种不断演进且因情境而异的方式加以落实。优质就业战略可以分四步推行。
第一，政府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承诺解决劣质就业问题，设立跨部门机构，审查并推动改进监管应对措施，同时为自愿项目提供资金和授权。第二，当前负责监管直接影响就业数量和质量的领域——职业培训、农业和制造业推广服务、标准制定等——的监管机构，应引入治理机制，不仅推动创新，也预先考虑提供支持服务的必要性，以帮助弱势主体遵守日益严格的要求。要求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包括具体的就业数量目标和/或标准。
第三，对于现行监管权限未覆盖的领域，政府应创建自愿性质的公私合作项目，推动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前沿发展；或者——或许更重要的是——提供支持服务，并酌情提供补贴，帮助生产率低、技能水平低的企业迈入先进部门。最后，在自愿安排取得成功的前提下，应逐步要求未参与的企业也采用这些做法，首先强制其提交可信的计划，以改善就业岗位的质量和数量。
我们提出的优质就业战略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互动式治理机构既能让各方明确并解决他们在不确定性下所面临的问题，也能帮助他们建立所需的信任和相互依赖，从而深化并扩大合作。该战略要取得成功所需的广泛联盟，无须事先存在；推行这一战略本身就能促成联盟，而且很可能确实会如此。信任和新的联盟既是共同解决问题的结果，甚至更是如此，也是共同解决问题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