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美国国会再次未能批准一项适度拨款，该拨款本可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融资支持，并让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其中承担更大责任。对IMF的支持可能看似晦涩，但它对美国的全球角色具有重要影响，而目前的迹象并不乐观。
的确，若说国会批准IMF改革方案曾有过时机，那就是此次：该措施本可大幅提升IMF支持乌克兰的能力（乌克兰是美国的一项关键目标），而成本远低于美国双边信贷担保这一替代方案。
该未通过的措施仅涉及将美国此前的承诺从补充账户转入IMF的核心融资来源，对纳税人几乎没有成本。国会若批准，本将落实 一项协议，该协议于2010年在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达成，旨在使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翻倍。
根据该协议（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政府经过艰苦谈判推动达成），美国仍将是IMF最大的单一股东，并保留对重大决策的否决权。但由于担心引发反弹，奥巴马政府直到最后一刻才试图争取国会支持，并尽可能低调行事。
几年前，美国对另一个由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即世界银行，也表现出类似的承诺缺失。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的资本不足以将贷款规模提升至危机前水平之上。
但美国对扩大世界银行规模并无特别兴趣；它并未利用其相当大的影响力（体现在其任命世界银行行长的权力上）来打造一个能够应对新需求的更强机构，而是默许了最终仅是适度的世界银行增资。事实上，据传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曾拒绝了几个主要新兴经济体悄然提出的额外注资提议，可能是为了避免稀释自身资本。
这与两家大型区域多边贷款机构（美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发达国家持有世界银行的大部分股份，而在区域性银行中，借款国则以微弱多数持有股份（并掌握主席职位）。这些区域银行的领导层强力推动并成功争取到大幅增资。
美国近期未能支持国际金融机构，这与其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做法背道而驰：当时美国曾大力投入，以确保并维持这些机构的有效运作。美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些机构使美国能够在更加开放、稳定的全球经济中，追求自身的外交政策偏好和商业利益。
冷战结束削弱了美国支持这些机构背后的外交政策逻辑，因为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日益加深，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作为拓展市场手段的必要性似乎降低了。此外，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使非国家行为体，以及伴随着棘手的教派和族群冲突的所谓“失败”国家，成为新的安全关切。在这些情境下，美国合情合理地并未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传统投资支持视为高度优先事项。
最后，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加剧了立法者推行旨在提振国内GDP增长和创造就业政策的压力。为此，白宫正投入巨大精力和政治资本推动两项重大贸易协定——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尽管国内存在反对声音。
但是，尽管美国的经济困境和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无疑促成了这一决定，即青睐有争议的贸易协定，而非美国自己创建和培育的国际金融机构，真正推动政策转变的是根本性的地缘政治变化。简言之，一个在国际上实力衰退的美国，既不愿放弃其对全球机构的主导地位，又不愿承担随之而来的财政和政治成本。
相比之下，美国市场持久的分量增强了美国在诸边贸易协定中的议价能力，这些协定也服务于该国的眼前商业利益。事实上，此类协定带来了新的出口市场、“优质”就业机会，以及能够锁定美国竞争优势的规则。与此同时，它们有助于遏制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实力和战略影响力。
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在短期内可以不依赖IMF，利用美联储向其有核心政治利益的国家提供流动性，正如2008年危机后所做的那样。而且，世界银行的贷款正帮助那些日益在全球贸易中与美国竞争的中等收入国家，同时拉动了私人资本（也就是美国资本）的需求。
美国如同一位日渐衰老的父母：它不再愿意在家族企业中投入太多，却仍不愿放权给日渐成熟的子女。怨愤而焦躁的子女们正在别处寻求机会，这有损于家族企业。中国已签订了近二十项货币互换安排，这些安排可替代IMF的流动性支持。印度刚刚签署了一项 与日本的50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长期来看，这些安排将侵蚀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
此外，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计划设立自己的 开发银行，许多非洲国家如今依赖中国为其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在拉丁美洲，安第斯开发银行向其成员国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多于世界银行，成本更高，但手续更简便。世界银行作用的削弱，最终将削弱美国推动其观点的能力，即发展取决于开放市场和民主问责制。
强大而有效的全球金融机构仍然非常符合美国利益。但是，若没有美国的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全球作用将逐步削弱，它们对美国的作用也将随之减弱。
作者：Nancy Birdsall是全球发展中心的创始主席。Devesh Kapur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也是世界银行官方史的合著者。
图片：美国国会大厦穹顶。REUTERS/Gary Came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