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少数央行不会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本币汇率或引导汇率朝着预期方向变动。即使不直接干预，它们的利率政策往往也会以符合汇率目标为原则制定。因此，完全自由浮动的货币相对少见。这对美国当局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他们正面对美元汇率大幅攀升。
当市场可能或已经丧失对某种货币的信心，并因此面临大规模资本外流时，干预通常采取抛售外汇储备的形式，以减轻贬值幅度或放缓贬值速度。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损失外汇储备就是近期一个显著例子。美国上一次干预外汇市场以支撑疲软美元（总体而言，此类干预并不常见）要追溯到1992至1995年。
在另一端，政策制定者和出口导向型企业更常担忧货币大幅升值会削弱国际竞争力。直到2013年，许多新兴市场的政策讨论中仍充斥着对货币估值过高的担忧；各央行持续采取措施抑制升值势头，令许多央行的储备积累达到创纪录水平。
对本币走强的担忧绝非新兴经济体独有。随着欧元区外围国家近期危机加深，欧元兑瑞士法郎大幅下跌，瑞士央行以强势瑞郎威胁经济为由，于2011年9月实行了事实上的汇率盯住机制。由于央行随时准备按所需数量买入外汇，这项政策限制了瑞郎兑欧元的升值。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后，瑞士最终于2014年12月取消汇率上限，改行负利率政策。
美国也未能免于此类担忧。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联储创纪录加息后，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升值近45%。强势美元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贸易差额于1985年跌至创纪录低位。
这些事态为《广场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我的同事杰弗里·弗兰克尔曾将其描述为自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让美元浮动以来，外汇市场上或许最为重大的政策举措。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市广场酒店，美国官员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同行同意采取协调行动，阻止美元升值并推动其贬值。之所以称为协议，正是因为主要参与方协调了国际政策，并以公开声明配合有组织的市场干预（抛售美元）。
美元确实贬值了，不过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广场协议》，至今仍有争议。可以确定的是，这场争论对当下仍有现实意义。
自2011年7月触底以来，美元兑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35%。尽管美元走强部分被归因于唐纳德·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但这也反映出，在欧元区和日本持续实施货币刺激政策的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即将收紧。
当选总统特朗普竞选时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即使这需要征收关税并拆解现有贸易安排。然而，强势美元是兑现这一承诺的主要障碍。金融市场或许会开始认为美元目前估值过高，进而撤出美元资产。如果没有，会不会到了再次达成类似《广场协议》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谁愿意合作？
除了美元累计大幅升值之外，当前环境与1985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当时，日本实际GDP增速超过6%。如今，日元若持续升值，很可能会阻碍日本央行为提高通胀及通胀预期所取得的有限进展。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约为250%，更高的通胀很可能是解决日本债务负担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德国经常账户盈余创下纪录（超过GDP的8%），能够承受货币升值。但与1985年不同的是，假如欧元挺过当前挑战，2017年坐在谈判桌前的将不会是德国联邦银行。从欧洲央行的角度看，该行正应对外围国家新一轮困境（主要是意大利，当地银行体系脆弱，正加剧资本外流），欧元走弱可谓求之不得。
如此一来，承担美元贬值压力的便是中国——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并未实质参与1985年的协议。中国近期收紧资本管制，凸显了其在防止人民币进一步贬值方面已面临的挑战。此外，鉴于《广场协议》后日元走强对日本后续经济表现的负面影响，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未必认为人民币升值值得冒险。
换言之，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部很可能希望扭转美元走强的趋势，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样可能不会提供帮助。如果强势美元促使各方在2017年干预外汇市场，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美国单独采取干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