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顶尖实践者而言,宏观经济学也可能是一桩线索不足的谜案。试想这样一个问题:某项已实施的经济政策究竟损害了还是促进了某个国家的经济。要明确回答这类问题往往很难:经济体同时受到许多因素影响,而国家或地区之间可供参考的有效比较又有限。
“国家的数量和经济衰退的次数都有限,”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国际项目教授、受过宏观经济学训练的 Jonathan Parker 说。“我们获得更多数据的主要途径是让时间流逝。有时,时间过得很快。但它只能慢慢产生更多数据。”
不过,经济学家可以设法应对这一难题。以美国最近一次经济衰退为例,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将其界定为始于2007年末、结束于2009年年中。2008年初,联邦政府向绝大多数美国纳税人发放了总额1000亿美元的退税。经济学家观察全国经济对这项政策的反应时,政策效果也与触发该政策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可能只会产生少数几个额外的可用数据点。但2008年的刺激计划带来了数百万个新的观测值。
Parker 利用这类数据开展了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他的研究详细说明了家庭对减税等政策的反应方式,并进一步将这些微观层面的发现转化为有助于理解其宏观层面影响的结果。
Parker 的研究显示,2008年,家庭在收到退税后的三个月里增加的支出,相当于退税总额的约50%至90%;这些影响直接使个人消费需求在2008年第二季度同比额外增长1.3至2.3个百分点,并在第三季度同比额外增长0.6至1.0个百分点。简言之,他发现2008年的刺激计划确实带动了更多支出。
“我们的估算表明,这项政策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宏观经济影响……,”Parker 与三位合著者在2013年的一篇 《美国经济评论》 论文中写道,该论文探讨了2008年的减税。
Parker 早先的一项研究发现,2001年减税也产生了类似影响。两项研究的方法都十分精细:减税安排根据纳税人社会安全号码的末位数字进行,从而实现了有效随机化,使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可能。
Parker 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尽管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会预期收入变化并平滑消费,但这些研究以及 Parker 开展的其他研究表明,此类退税会导致支出波动。
“我们证实,收到款项本身会带来相当显著的支出反应,而不是因为人们得知了这项政策,”Parker 说。“要判断哪种理论正确、弄清人们实际上怎么做,需要数据;这就是侦探工作,也是乐趣所在——追寻真相。”
凭借这类研究,多才多艺的 Parker 在其领域获得了赞誉。2013年,他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这份工作让他在职业和个人层面都回到了故地。
乌加里特语与经济学
和许多学者一样,Parker 的父母中有一位是教授。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Parker 的父亲是一位古代乌加里特语教授——这种语言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用于如今的叙利亚一带,并于20世纪20年代被重新发现。专家提出,乌加里特语文本包含一些元素,其影响可见于《圣经》叙事之中。
Parker 的父亲 Simon 是一位英国人,赴美读研究生后成为波士顿大学的教员,在那里教授乌加里特语及相关课程二十多年。Parker 认为,父亲的工作对自己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这两个学科看起来可能截然不同。
“我父亲一点数学也不懂,”他说。“我最终走上了学术界一个截然不同的分支,思考着截然不同的问题。”不过,Parker 认为,自己将学术研究视为“侦探工作”的观念,与父亲运用的那种围绕证据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方式十分相似。
Parker 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他在那里结识了妻子 Anne Sartori。她如今是一位政治学家,曾就国际关系与外交撰写大量文章。(Sartori 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科学家。)
大学期间,Parker 曾在华盛顿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实习;毕业后,他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这两段经历都帮助他加深了认识:社会科学能够以有益的方式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这些职位让我对经济学如何与政策互动、华盛顿如何运用这些发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了解了制定良好政策所涉及的重要议题,”Parker 说。
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期间,Parker 师从著名宏观经济学家 Ricardo Caballero(他的主要导师)和 Olivier Blanchard。回忆导师们时,Parker 说,自己从系里的活力中汲取动力,同时也获得了空间去追求自己的研究兴趣;他会不时与 Caballero 会面讨论,两人有时会“替对方把话说完”,随后他便回去继续论文研究。
Parker 的博士论文包含了后来成为他首篇重要论文的研究成果;该论文于1999年发表,探讨了社会安全税减税后的支出反应。这项研究是他最初的研究之一,涉及的领域与他近期关于减税和家庭金融的分析相同。
担任教授期间,Parker 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终身教职。2007年,他转至西北大学,之后加入麻省理工学院。
创造数据点
Parker 对其领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实证和理论方面;他还在创建许多自己使用的数据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01年减税后,联邦政府已经在对家庭支出情况进行调查。随着退税法案在国会逐步推进,Parker 抓紧设计有用的问题,将其加入现有调查,并与联邦机构合作,确保这些问题被纳入调查。
2008年退税之后,Parker 再次承担了类似的工作。他又一次协助设计调查,收集了大量具体信息,揭示了2001年和2008年这两项相似退税计划所引发反应的差异——例如,2001年消费者耐用品支出的增幅高于2008年。Parker 说,研究方法不断出现新途径,这种感觉是他工作中最令人振奋的方面之一。
“消费者行为和家庭金融研究并没有像经济学的某些领域那样饱受争论之苦,”Parker 指出。“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运用这些方法还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随着大数据应用的兴起和计算机速度的提升,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如此,将家庭金融与宏观经济影响联系起来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足以影响华盛顿的政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Ben Bernanke 曾将 Parker 关于2001年减税的研究作为美联储政策思考的参考。
“我工作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试图为公共讨论作出贡献,并努力提高公共领域经济决策的质量,”Parker 说。“不知怎么的,我有幸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也找到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
本文由 麻省理工学院新闻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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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r Dizikes 是麻省理工学院新闻的撰稿人,专注于科学与社会领域。
图片:一名男子在东京的一栋建筑内行走。路透社/Toru Ha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