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前财政大臣安德斯·博格就即将到来的经济年度应关注的问题发表看法，内容涵盖中国的改革以及英国脱欧的威胁。
2016年将是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与困难的一年。
在经历多年疲弱之后，全球增长正略有回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全球GDP增长率为3.5%，低于大衰退前那十年之前所达到的4.5%的平均水平，但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美国和英国的复苏已能够自我维持，但弱于正常的危机后时期。在欧元区，仍需要扩张性政策，并可期待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增长。在美国和欧洲，投资水平均较低，生产率增长非常疲弱，出口部门对复苏的贡献也很小。与此同时，亚洲增长正在放缓，世界贸易增速可能低于GDP增速。这是一场缺乏真正商业周期回升的复苏，并面临一系列因素的威胁。
第一：政治民粹主义之年？
2016年可能成为以政治民粹主义为标志的一年。经济活动疲软和生产率增长低迷意味着，实际工资和消费可能继续令人失望。当现实低于预期时，就会出现可被利用的不满情绪。唐纳德·特朗普、杰里米·科尔宾、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奈杰尔·法拉奇、玛丽娜·勒庞、伯尼·桑德斯、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图里翁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在利用停滞的生活水平和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安全感。
若干因素正在强化民粹主义和不满情绪。全球竞争、数字化和机器人化正在削弱就业保障。未来的新工作机会更可能是短期合同、兼职工作、缺乏完整社会福利和工作保障的自雇就业。所谓“Uber”式的不稳定工人阶层是必须应对的新现实。对教育、专业知识和社交技能的要求大幅提升，提高了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工会的影响力正在萎缩。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加剧、工会谈判能力减弱以及生产率低下，正为工资谈判和实际工资设定狭窄的限制。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推行深远结构性改革的时期，选民却倾向于短期主义，并要求简单的解决方案。为恢复政治信任，政府需要实现实际工资增长、增加就业并改善福利。只有通过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改善营商环境以振兴增长，这一目标才可能实现。
明显的风险在于，对政治民粹主义的担忧可能削弱领导人应对长期挑战的能力，从而形成恶性负向循环，使失望进一步削弱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全球不安全与难民危机
美国总统大选将是2016年的一大政治事件。从全球视角看，关键问题在于，在奥巴马政府似乎显得消极怠惰之后，下一任总统能否使美国重新成为稳定的全球力量。如果美国再度陷入外交政策缺乏方向的时期，同时不愿在困难地区动用军事力量介入，将会产生严重的安全问题。
欧洲需要提升应对新兴安全问题的能力，尽管若没有美国的领导，这一结果不太可能实现。巴黎的悲剧事件为组建一个联盟创造了势头，使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出人意料的俄罗斯共同推动遏制Daesh建立哈里发国的野心。美国和欧洲似乎有必要做好准备，在中期和长期内积极反制中东、北非和阿富汗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让Daesh、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或塔利班控制大片地区和区域，是一项全球性安全风险。
欧洲的难民危机将在2016年继续是一个重大因素。联合国的估计显示，2015年有超过100万人以申请庇护为目的进入欧洲。在全球层面，联合国难民署表示，2015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接近6000万，较2014年增长约40%。
德国、瑞典、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是欧洲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匈牙利和瑞典的人均人数最高，德国的绝对人数最高）。过去几周，流入人数有所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临时性的恶劣天气。欧盟与土耳其达成更广泛政治协议这一事实，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此外，Daesh在2016年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反叛乱行动。如果Daesh被击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不安全状况得以缓解，这很可能会进一步改善局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约400万因叙利亚—伊拉克冲突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仍留在邻国（土耳其220万人，黎巴嫩110万人，约旦65万人）。
历史经验表明，冲突之后，难民人数通常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更强硬挑战，也可能增加向欧洲申请庇护的人数（2015年约10万人从阿富汗来到欧洲）。预计2016年抵达欧洲的难民人数很可能会降低，但无论是2016年还是2017年，都将仍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大规模移民流动的短期经济影响是，由于公共支出的暂时增加，德国和瑞典的GDP增长将略有提高。人口增长从长期来看是积极的，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安吉拉·默克尔所提出的“内部全球化”一词，可能意味着更加多元化的劳动力和更具创造力的经济。
短期内，接纳如此大量的人口将是一项挑战。在瑞典，历史经验表明，来自叙利亚的人已较好地融入劳动力市场。然而，要让大量来自发展程度远低的国家的人融入（叙利亚冲突前人均GDP为5000美元，略高于瑞典和德国水平的10%），将会十分复杂。要加强融入，各国需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加早期教育投入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并精简福利服务，但在德国和瑞典，这些措施都将非常困难。展望未来，失业率在2017年和2018年可能会略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资压力和通胀压力。
第三：脱欧公投
决定欧洲未来几十年政治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投。公投总是伴随着不确定性。意外事件可能使结果朝任何方向发展。最可能的情况是英国留在欧盟。英国转向孤立主义，其经济和政治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欧洲的政治平衡将从开放自由贸易与动态市场的理念转向更偏向官僚化和集权化的立场。在与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竞争中，欧洲和英国都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对英国而言，长期经济后果很可能令人深感担忧。若不能充分参与欧盟，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迟早会受到质疑。民粹主义者营造了一种印象，即英国脱离欧洲没有代价，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丹麦公投早在1992年就引发了一波金融动荡，而脱欧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当不确定性很高时，选民似乎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当几乎所有经济专家、传统政党以及商界的大部分人都主张投“赞成”票时，这本应是最可能的结果，但在民粹主义时代，在选票计算完毕之前，不确定性依然很高。
第四：俄罗斯在世界中的角色
另一个导致金融不确定性的政治因素是俄罗斯。2015年底，普京总统迅速将俄罗斯从一个搅局者转变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应对Daesh的建设性力量。这种角色转变显然是脆弱的。普京在东乌克兰冲突中的侵略立场，原则上丝毫没有收敛。迄今为止，俄罗斯的介入似乎对阿萨德总统提供的支持多于对Daesh造成的实际打击。
从长远看，在当前体制下，俄罗斯很可能成为一个衰落的大国。低生育率以及男性因饮酒相关的过早死亡，加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而非依靠生产率和创新，正在破坏其长期前景。但在短期内，任何表现出弱点的邻国都面临俄罗斯可能试图利用局势的风险。普京总统一直是驾驭民粹主义时代的高手，并可能随时重新回到反西方的言论。
未来几年，对俄罗斯的投资将被视为有风险。只有当外国投资者确信，2015年底俄罗斯政治的转向是迈向一个对合作开放、并愿意改革其陈旧经济结构的俄罗斯的第一步时，俄罗斯才会真正实现稳健复苏。在此之前，大多数投资者将选择蛰伏，并期待俄罗斯的“苔原”能够解冻。
第五：增长疲弱，市场动荡
明年全球增长将疲弱。此外，我们也很可能看到金融市场出现大幅动荡。美国的复苏、欧洲即使较弱的复苏，以及中国增长放缓相互叠加，正在为金融市场制造不确定性。过去几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短期资金。加上市场流动性不足（部分原因是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银行业的新监管框架），这为动荡定下了基调。
决定动荡程度的关键因素，将是美国的通胀和中国的改革。如果美国通胀回升，且美联储被认为落后于形势，这可能推高美国利率，并强化美元升值。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国通胀仍将保持低位。疲弱的消费复苏和极低的资源利用率，不太可能带来需求驱动的通胀推动。当前正在发生的广泛技术驱动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加速增长潜力，也应有助于控制成本压力。
美联储及其他央行用于预测通胀的传统模型是后视型的，很难捕捉我们正在目睹的快速技术发展。在生产率高于预期的背景下，失业率也有可能逐步走低，而不会引发传统的工资与通胀螺旋式上升。
2016年可能成为数字化转型影响成为主导议题的一年。这种潜力显然存在。许多初创企业多年来一直交出极为强劲的增长数据，但由于增长是从低水平起步，其宏观经济影响迄今仍偏弱。这种情况每年都在逐步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购物和网上银行时，其更广泛的影响也将变得更加显著。现有企业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竞争而作出调整的压力，很可能意味着价格和利润率正遭受挤压。
更具问题性的影响可能是，复苏期间就业增长受到抑制。迄今为止，发达经济体并非如此。美国劳动力市场一直强劲，英国、德国和北欧国家也呈现同样趋势。
第六：中国的改革
如果说美国的通胀预期是塑造2016年金融格局的关键因素，那么中国的改革则属于另一量级。若中国能够逐步推进经济再平衡，即从投资转向消费，这可能为可持续增长开辟一条道路，并使中国企业界的乐观情绪逐步回归。
中国政府已多次表态，尤其是在最近一次达沃斯会议和大连峰会上，表示将推动改革、开放经济，并继续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转型。下行风险似乎在于，这些改革取决于能否应对来自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国有企业及更为保守的权力中心）的阻力。对全球经济而言，关键是要密切关注任何改革加速推进、抵制变革的力量被推回的迹象。
任何显示信贷紧缩正在阻碍增长的迹象，都将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PBOC）有必要将货币政策转向扩张。在这种情景下，人民币将走弱，这将意味着亚洲其他地区出现二次贬值。在任何此类情景下，大宗商品市场也将持续动荡。大宗商品价格可能有助于维持低通胀环境。要看到超级周期的复苏，还需要时间。
必须强调，中国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至关重要。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增长，一直受益于中国对铁矿石、铜和石油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果中国成功应对国内挑战，也将有助于重振新兴市场的乐观情绪。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新兴市场的复兴有着比仅仅依附于中国更为根本的基础。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菲律宾、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东非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增长加速。政治改革改善了治理。贸易壁垒已降低。监管负担和营商成本已减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有所提高。移动通信革命使信息几乎随处可得，并提高了政治透明度。
2016年新兴经济体将承受市场压力。如果美联储加快加息，而中国人民银行使人民币贬值，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紧张局势。在这一相当困难的环境中，若外部压力转化为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将是关键时刻。如果巴西、土耳其、尼日利亚或俄罗斯政府将市场压力视为加强结构性改革的理由，那可能成为改变格局的关键。迄今为止，其应对远未令人信服。
必须重视全球化为新兴市场带来的根本性乐观前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6年的预测，将有超过34亿人生活在GDP增速超过6%的国家。6%的增长率意味着经济总量将在二十年内增至三倍。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速的脱贫转型。2016年究竟会迎来新兴市场故事的复兴，还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年份，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市场压力被视为改革理由的程度越高，结果就会越好。
2016年很可能是艰难的一年。增长正在加快，由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领跑，但民粹主义、地缘政治风险和市场动荡可能会给这份乐观情绪蒙上一些阴影。
作者：安德斯·博格，全球金融体系倡议主席，世界经济论坛
图片：2015年1月23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政厅外可见一块显示世界各地城市距离的标志牌。路透社/Lucy Nichol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