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政府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在许多国家，经济收缩、收入减少、房地产交易停滞，税收收入随之骤然下滑。多数情况下，税收收入的下降来得突然、幅度大且持续时间长。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提高税收，或适应紧缩时期。
在一些国家，冲击的规模之大，使大幅增税也无法填补缺口。西班牙自2010年以来虽已增税，相当于GDP的4%以上，但2014年税收占GDP的比例仅为38%，而2007年为41%。希腊同期增税额相当于GDP的13%，但税收比率仅提高了6个百分点。在其他地方，填补缺口之前，增税已触及政治限制。无论是否情愿，支出削减正成为优先事项。
对未来增长的失望加剧了压力。过去几年，生产率表现普遍疲弱，这表明未来几年的增长可能低于此前预期。因此，税收收入的增长似乎不足以跟上与年龄相关的医疗和养老金公共支出的激增。
这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历的危机截然不同。当时，主要问题是政治性的：公共支出的合法性和效率受到抨击。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话说，政府才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案。当时有人大声宣称，国家必须收缩。
相比之下，如今的关切是经济层面的。各党派对政府适当职能范围仍有分歧，但并未普遍否定国家干预。公共支出削减往往并非利益或意识形态所致，而只是事实使然。
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它们面临的风险十分明确：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再造，受法定权益支出和公务员薪酬推动的惯性支出必将挤占用于新优先事项和新政策的支出。
目前，被迫削减开支最多的国家，通常牺牲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研究也是面临风险的领域。对学前儿童照护等长期见效项目的社会投资，正受到财政约束。尽管威胁日益加剧，国家安全仍未得到应有的优先重视。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长期冻结工资等权宜之计最终可能损害公共服务质量。
幸运的是，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轻惯性支出的影响。首先，可以将公共资金使用效率评估纳入常规。在大多数国家，这类评估仍然少见且缺乏系统性：议会往往在不了解政策是否物有所值的情况下通过政策，而无效或低效政策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会终止。因此，授权支出项目的法律应包含日落条款，延期须以独立评估为依据。
其次，也应将支出审查纳入常规。设定优先事项——例如增加教育支出、减少养老金支出，或决定投资基础设施还是研究——涉及艰难取舍，应明确作出。在理想情况下，这些选择应成为选举辩论和议会工作的焦点。但每一项预算支出背后都有一个利益群体，可能诱使决策者回避艰难决定。因此，结构化支出审查很有用：它们迫使官员弥合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距，并鼓励以充分信息为基础的民主决策。
第三，政府应为自身配备再造预算。正如私营企业所知，转型——即做事方式的深刻改变——往往要先花钱，之后才能节省开支。这可能是因为变革需要投资新技术、对员工进行再培训，或仅仅是取得利益相关方的同意。在预算中为政府项目再造划拨专款，将是一项良好的投资。
第四，政府应推动公共部门创新。与普遍偏见相反，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确实会创新；缺少的是一种机制，能像市场筛选新产品或节约成本的流程那样，筛选并推广创新。更好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可能多年不为人知。
如果政府采取一些简单措施，例如增加按项目拨付的资金并组织竞赛，情况完全可能改变。例如，应允许处境不利社区的学校竞标，争取教育创新资金。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应赋予民众更多权能。公民希望国家更加灵活，使其运作适应地方需求。在数字时代，他们希望政府达到速度、可靠性和个性化方面的新标准。他们日益质疑一种传统观点，即效率和平等意味着减少个人选择。他们还希望政府保持开放，保障数据获取，并让其效率和效能可以被直接观察。
这些力量推动变革的势头强劲，处境艰难的政府应借助它们，实现迫切需要的再造。另一种选择则是接受公共服务质量恶化，而这只会导致政府合法性丧失，并随之削弱人们纳税的意愿。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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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an Pisani-Ferry 是柏林赫尔蒂治理学院教授，目前担任法国政府政策规划总专员。
图片：一名男子从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旁走过。路透社 / 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