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5个误解

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5个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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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希腊救助与紧缩方案导致财富从希腊流向欧洲债权人,使外国银行受益、希腊人受损;希腊债务规模空前且不可持续;希腊经济衰退是改革注定无法成功所造成的空前结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将酿成灾难。

令人惊讶的是,上述说法没有一条完全属实,因此公众关于希腊的许多讨论都异常脱离事实。

本文将阐述我为何不再相信这些说法——我刚开始试图了解希腊债务危机时,曾以为它们是真的。本文并非一份面面俱到的指南:我无意提出政策建议,但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1. 救助抽走了希腊的资源

关于希腊经济,一种常见看法是,欧元区 “已变成一个攫取资源的项目 ,它迫使贫穷国家实行紧缩,以替富裕国家收回债务”。一项 近期研究 经济学家杰里米·布洛和肯尼斯·罗格夫对希腊资金流入与流出的研究驳斥了这一观点。如下表所示,流入希腊的资金不仅一直为正,而且自2010年首次救助以来有所增加。2014年的资金流略为负值,部分原因是希腊政府选择未能达到改革目标,导致救助资金无法拨付。


杰里米·布洛、肯尼斯·罗格夫


杰里米·布洛、肯尼斯·罗格夫

2. 救助让外国银行比希腊人受益更多

另一种误解是:“受益于救助贷款的不是希腊人民……而是那些不负责任地向希腊政府放贷的欧洲和希腊银行。”这正是 禧年债务运动组织的指控。该组织倡导进一步减免希腊债务。据其报告,自2010年以来,“三驾马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了2,520亿欧元贷款,并声称资金用途如下:

  • 350亿欧元用于提供“甜头”,以促使私营部门接受2012年的债务重组

  • 480亿欧元用于在债务重组后救助希腊银行

  • 1,490亿欧元用于偿还原有债务及利息。

这些金额合计2,320亿欧元,因此禧年债务运动组织得出结论:“不到10%的资金流向了希腊人民”。

这一结论错误地假设2,320亿欧元的接收者中没有任何人是“希腊人民”。但如果这些“甜头”给了希腊私营部门,希腊人便从中受益;救助希腊银行直接帮助了在银行有存款、持有银行股份(无论是直接持有还是通过养老金持有)以及在银行工作的人。

我所见到的最佳数据表明,2012年债务重组前,希腊银行持有的希腊政府债务可能略低于一半,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倍。因此,向债权人付款 也让希腊人受益。最后,即使是向外国债权人付款,也能通过免除希腊人的偿付义务让希腊人受益。

布洛和罗格夫的研究得出的估计中,或许最令人惊讶的是:自2010年以来,希腊公民已“从银行体系中提取了逾千亿欧元”。这笔钱去了哪里?

3. 债务占GDP比率达180%就不可持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表示 ,在欧元区应对希腊债务危机之际,他将与七国集团及其他亚洲国家合作,确保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这一消息并不特别,也不令人意外: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随时准备伸出援手。鲜少有人提及的是,日本的债务占GDP比率位居世界之首, 约为240% ,远高于希腊。

此外,日本似乎没有什么简便措施能迅速降低这一比率:失业率已经很低,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闲置空间。而且,作为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日本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很小,因此实际GDP远高于官方GDP的可能性不大。日本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包括近二十年几乎没有增长),但没有人认为它不稳定。

相比之下,希腊有许多办法可以迅速降低债务占GDP比率:据估计,其非正规经济规模相当于正规经济的25%;虽然一些登记失业的希腊人可能在非正规就业,但许多人并没有工作,因此劳动力市场改革能够推动快速增长。

关于 如何解读债务占GDP比率 ,目前仍有公开争论,较高的数字当然令人担忧。然而,日本的例子表明,并不存在一个神奇的临界值:一个国家如何管理债务,取决于该国的具体情况和选择。

4. 希腊的转型期衰退异常漫长

下图显示了后苏联转型经济体的实际GDP占1989年GDP的百分比。该图由经济学家瑙罗·坎波斯和阿布里齐奥·科里切利制作,显示在缺乏连贯改革战略的情况下,同时经历政治和经济转型,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影响。苏联解体后,尽管获得了国际支持(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援助),后苏联国家的官方产出仍连续多年下降。1989年后的第12年,25个国家中只有6个的官方GDP高于1989年水平。

苏联解体后十年间后苏联国家的GDP。
瑙罗·坎波斯和阿布里齐奥·科里切利

希腊在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经历的政治更迭,没有后苏联国家的转型那么根本,但其改革承诺 始终令人质疑。希腊在私有化低效国有企业方面表现不佳,尤其受到关注:下图显示,私有化不仅远远落后于计划,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这使希腊政府损失收入,也使希腊人民无法享受到效率更高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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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希腊的经济似乎终于在2014年恢复增长:实际GDP在 较2008年峰值下跌约20%后实现增长,官方上结束了衰退;政府在偿还债务前实现了收支平衡,并且 在2013年实现了基本财政盈余; 失业率下降;政府能够在常规市场借款, 而不必依赖援助方案。

因此,当前局势的一大悲剧是,围绕希腊救助条件的漫长谈判可能刚刚抬高了转型进程的总体成本。

5. 希腊大到不能倒

希腊大到不能倒、其倒下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连锁影响的观点,已被用于希腊债务谈判中的一些边缘施压策略——包括 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不过,尽管希腊债务危机加剧了不确定性,任何进一步违约或无序退出欧元区都会带来代价,市场似乎并未因 希腊可能违约而受到太大冲击。这并不令人意外:希腊约占欧洲人口和GDP的2%;欧洲经济也比2010至2012年时更强劲。

“大到不能倒”这一观点的一个未受充分重视之处,在于它对经济前景的影响。事实上,解释苏联经济衰退的主要观点之一是 “软预算约束”。苏联企业往往远大于西方同类企业,因此各自都有相当大的力量重新谈判生产计划——如果得不到更多资源,企业便可能威胁要损害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而这些部门几乎没有其他供应商可求助。

这似乎正是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所担忧的:欧元区成立之初,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德国联邦银行可信的低通胀、低利率标准能否占上风,还是欧元区最终会向可信度较低的高通胀、高利率标准靠拢。如果一个仅占欧洲2%的国家不断提出诉求,便能成功放松欧洲的预算约束,那么可以预料,只要危机足够严重,任何更大的国家也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希腊成为首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我们将在相当可控的背景下获得宝贵的现实经验;这将有助于欧元区在未来面对类似情形时改进政策。

本文最初发表于 The Conversation。阅读 原文。发表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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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科林·罗瓦特 是 伯明翰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

图片:欧洲联盟旗帜和希腊国旗在建筑物前飘扬,天空倒映在建筑外墙上。路透社/阿尔基斯·康斯坦丁尼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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