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直觉做出的大胆预测很少是明智之举。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3年担任教育大臣时，曾断言英国在她有生之年不会出现女性首相。IBM总裁托马斯·J·沃森于1943年宣称：“全世界大概有五台计算机的市场。”而在有声电影于1927年首次亮相时，华纳兄弟公司的哈里·华纳则问道：“谁他妈想听演员说话？”
当今，四股强大力量正在扰乱全球经济，颠覆我们大多数既有假设。在这样的时刻，那些基于过去经验形成的直觉、进而对未来作出的断言，就更有可能出错。这四场“大颠覆”各自都具有变革性，而且彼此的影响相互放大，带来根本性且难以预测的变化，其规模前所未有，也必将证明我们的直觉并不可靠。
第一场大颠覆，是经济活动向新兴市场城市转移。就在2000年，财富全球500强中仍有95%的企业总部设在发达经济体。到2025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将近一半将总部设在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的企业数量将超过美国或欧洲。
城市处于这一转变的前沿。2010年至2025年间，全球GDP增长近一半将来自440座新兴市场城市，其中许多城市西方高管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例如天津，这座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城市，如今的GDP几乎与斯德哥尔摩相当；到2025年，其GDP可能达到瑞典全国的水平。
第二场大颠覆，是技术变革的加速。技术一直具有变革性，但如今其影响无处不在，数字技术和移动技术的普及速度前所未有。电话发明后，过了50多年才有一半美国家庭拥有电话；而手机从覆盖全球不到3%的人口发展到覆盖三分之二以上人口，只用了20年。Facebook在2006年有600万用户；如今拥有14亿用户。
移动互联网让数十亿新兴经济体民众有望以原本难以想象的速度实现经济进步，也让创业新秀更有机会与成熟企业竞争。但技术变革也伴随着风险，尤其是对那些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或缺乏在高科技领域就业所需技能的劳动者而言。
第三场颠覆来自人口结构变化。数百年来首次，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可能趋于稳定。事实上，发达国家早已显现的人口老龄化，如今正在蔓延至中国，并很快会波及拉丁美洲。
30年前，只有少数国家的生育率显著低于每名女性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而且这些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2013年，约6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随着老年人口日益超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压力不断加大；用于偿还政府债务、资助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体系的税收收入也在减少。
最后一场颠覆，是世界互联程度不断加深，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跨境流动日益便利。不久以前，国际联系主要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主要贸易枢纽之间；如今，这张网络已错综复杂、广泛延伸。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资本流动在短短十年内翻了一番；2009年，跨越国境的人数超过10亿，是1980年的五倍多。
由此带来的挑战——大量新出现且出乎意料的竞争者、源自遥远地区的波动，以及本地工作岗位消失——已经令劳动者和企业不堪重负。当然，这种互联互通也带来了重要机遇；但对熟悉事物的隐性偏好，正妨碍劳动者、企业乃至政府充分把握这些机遇。
企业尤其如此。根据麦肯锡的研究，1990年至2005年间，美国企业配置资源时几乎总是依据过去的机遇，而非未来的机遇。屈服于这种惯性的企业，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很可能难以生存。
不过，一些企业会顺势调整，利用前所未有的机遇保持灵活。它们不必像过去那样投入大量前期资金来建新总部、租店面或购置餐馆，而可以开设卫星销售办公室、创建网店或推出餐车。灵活应变将使这类企业蓬勃发展。
当前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规模无疑令人望而生畏，但乐观的理由很多。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可能正在加剧，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大幅下降。1990年至2010年间，近10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未来20年，全球中产阶级还将新增30亿人。
1930年，大萧条达到顶峰之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称，“进步经济体”的生活水平将在随后100年间提高4至8倍。他的预测当时被认为过于乐观，如今已被证明正确，而且实际增幅很可能接近其预测区间的上限。
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凯恩斯认识到经济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他不惧于保持乐观。我们也必须如此。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联合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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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德·多布斯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任，也是 《非同寻常的颠覆：打破所有趋势的四股全球力量》一书的合著者。詹姆斯·马尼卡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任，也是 《非同寻常的颠覆：打破所有趋势的四股全球力量》一书的合著者。乔纳森·沃策尔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任，也是 《非同寻常的颠覆：打破所有趋势的四股全球力量》一书的合著者。
图片：2014年11月16日，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首府塞维利亚附近，美国一美元纸币随风飘扬。图片说明：REUTERS/Marcelo Del Poz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