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学界或许是最先遭受重创的领域。毕竟，经济学家未能预见这场灾难，危机来临、需要制定应对方案时，许多人似乎也拿不出任何有用的意见。不过，正如全球经济一样，我们有理由希望这门学科正在复苏。
主流经济模型因危机而失去公信力，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纳入考虑。与此同时，重技术、轻直觉，重理论优雅、轻现实关联的培养方式，也未能让经济学家做好准备，无法在特殊情况下提供所需的实用政策建议。
有人认为，解决之道是回归过去较为简单的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得出的政策建议显然足以避免类似危机。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恰恰相反，如今要制定有效政策，需要日益复杂的模型，以更全面地捕捉21世纪经济的混乱动态。
这场争论没有抓住重点。简单模型自有其用处。它们有助于阐明一些直截了当却违反直觉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正是宏观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分析领域之处。例如，我们借助这类模型解释“节俭悖论”：个人增加储蓄的决定可能会压低支出和产出，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储蓄反而减少。
与此同时，复杂模型有助于展示特殊情形，并提醒我们现实世界纷繁复杂。
然而，无论哪一类模型，都无法为决策者在危机中所需的实用建议提供帮助。若脱离实际、抽象地分析，两者都过于程式化，难以发挥作用。要让模型真正有用，就必须有证据。
事实上，这场模型之争的主要参与者大多未曾察觉，一场证据革命已经展开。经济学界的资深人士仍在争论相互竞争的分析框架孰优孰劣，而年轻经济学家正运用重要的新证据，深入研究经济的运行方式。
例如，宏观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价格如何响应经济信息，以及企业是否会将汇率变动导致的进口价格变化传导给消费者。如今，“大数据”有望增强我们理解乃至预测此类反应的能力。这一方法的应用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 十亿价格项目 ——利用在线零售网站上的数十亿条观测数据追踪通货膨胀。
第二种方法不依赖大数据，而是利用 新 数据。经济学家正使用自动化信息检索程序（即“机器人”），从万维网上抓取有关经济决策的新颖信息片段。商业艺术家提交公司标志设计、自由编辑为作者提供服务的网站，有望为创新决定因素等问题带来新的见解。
第三种方法运用历史证据。许多评论人士 指出 ，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史学科有益，因为它让人们关注以往的危机，以及通过研究这些危机可以获得的启示。事实上，经济史从未停止在经济研究中发挥作用。不过，金融危机提醒人们，历史中不乏类似事件，也积累了关于哪些政策应对措施有效的证据。
这一认识与更丰富的经济运行历史数据的出现不谋而合。经济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从教区登记册、人口普查和企业财务报表中收集信息。随着数字摄影、机械字符识别和远程数据录入服务的出现，在尘封档案中工作的难度降低了。更大的数据集使经济史学家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回答关键问题，例如，总体经济状况如何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劳动力参与决策。
提及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便引出了新实证研究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点：制度。宏观经济模型往往忽视制度的作用，制度涵盖工会和雇主协会、产权制度以及再分配机制等。认真看待制度，就意味着要考察较长的历史时期，因为制度变化缓慢，只有随时间推移才会显著不同。因此，重新关注历史，使经济学家能够更系统地考察制度在宏观经济结果中的作用。
这些进展意味着经济学发生了巨变。就在二十年前，实证分析所依据的数据集规模相对较小、范围也有限。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分析框架来帮助理解数据。但如今我们有理由希望，未来经济学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将不再由这些框架的优雅程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它们与事实的契合程度。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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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012年5月11日，一名男子在东京一家经纪公司外查看股票行情牌。路透社/花井透。
图片：巴里·艾肯格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