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提出一项为期三年的3000亿欧元（3,780亿美元）资本支出计划，重新将公共投资提上议程。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12月讨论他的提议。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增加投资有助于增强欧洲令人担忧的疲弱经济。但在表面共识之下，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首先，这并不是欧洲第一次考虑此类举措。1993年，雅克·德洛尔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在其 《增长、竞争力与就业白皮书》中提出了一项资本支出计划。该计划获得广泛认同，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同样，2000年，作为其 《里斯本战略》的一部分，欧盟力求将各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6月，欧盟领导人通过了 《促进增长与就业契约》 ，原计划筹集1200亿欧元。支票至今仍在邮寄途中。
确实，人们很容易假装采取了行动，却没有真正采取有效措施。一种做法是要求欧盟的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EIB）增加放贷。这类呼吁面临两项限制：欧洲投资银行自身谨慎行事，不愿承担过多风险而危及其信用评级；而且其贷款很容易取代私人融资。因此，如果增加放贷导致欧洲投资银行挤出对最佳可行项目的私人融资，就可能毫无意义。由欧洲投资银行融资修建的桥梁或许比由资本市场融资修建的更便宜，但它仍是同一座桥，经济影响也相同。欧洲投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并不能很好地衡量其成效。
相反，应当运用三种投资手段。第一种是预算手段：拥有财政空间的政府应投资于经济上合理的项目。公共投资是私人投资的补充；如果设计得当、目标明确，就能带动更多私人投资，而不是将其挤出。
例如，完善的交通和宽带基础设施有利于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在市场愿意以历史低利率向有偿付能力的政府放贷之际，几乎没有理由犹豫。
显然，融资成本低并不能成为公共投资于社会回报存疑项目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投资所谓“白象工程”的理由。发展领域的从业者用“白象工程”指那些引人注目、价值存疑，却受到特殊利益支持的项目。评估投资时应以其整体经济影响为依据，并建立适当的程序，防止公共资金遭到浪费。
第二种投资手段属于监管范畴。许多只有长期才能见效的大型投资——例如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交通领域的投资——集中在受国家监管的行业，因此政府有能力影响企业决策。
对未来监管走向的可预期性，有助于释放因不确定性而搁置的项目。例如，对碳价走势作出可信的预期，将促使私营部门加大对清洁技术的投资。同样，针对连接各国项目达成一致的欧洲框架，也能消除跨境投资的障碍。
这些条件距离满足还很遥远，这意味着盈利性投资未能实现。改变这一状况不需要花费一欧元，只需要政治决心。
第三种手段是金融手段。投资需求减弱，并非因为利率过高，而是因为银行体系的风险承受意愿不足。与资本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不同，欧洲大陆的融资传统上以银行为主。但监管机构要求银行降低杠杆，并在开展高风险放贷时持有更多资本；监管机构也告知银行债权人，如果银行陷入困境，他们不应指望获得救助。
这是有意为之。欧洲各国政府和民众曾因2000年代鲁莽的放贷与投资付出天文数字般的高昂代价，而且至今仍在付出代价。他们不愿重蹈覆辙，这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结果是，高风险、高回报项目比理应如此的情况更难获得融资。如果欧洲希望重振经济、摆脱停滞，就需要企业家承担更多风险，以推动创新。但其金融体系正从以银行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而这一转变伴随着风险规避。
此时，公共部门——包括各国政府和欧盟——应当介入，与私人参与者分担部分风险。他们应暂时更多地像投资者那样行事，审查项目、提供资金并获取回报。利用欧洲投资银行和各国开发银行来实现这一目标，将有助于打破当前僵局。
这三类举措能否合计带来3000亿欧元？现阶段无人知晓。但这条路径是实现目标最稳妥的方式。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辛迪加计划》
作者：让·皮萨尼-费里是柏林赫蒂治理学院教授，目前担任法国政府政策规划总专员。
图片：2014年8月7日，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ECB）总部旁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欧元标志。当天，欧洲央行召开每月新闻发布会。路透社/拉尔夫·奥洛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