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辰200周年之际，说他的预言已被证伪、理论已遭否定、思想已然过时，并不为过。那么，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为何还要关注他的遗产？
从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到40年后柏林墙倒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影响力无与伦比。地球上近十分之四的人曾生活在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统治之下；在许多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左翼的主导意识形态，而右翼的政策往往以如何对抗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1
然而，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马克思的影响力急剧下滑。在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辰200周年之际，说他的预言已被证伪、理论已遭否定、思想已然过时，并不为过。那么，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为何还要关注他的遗产？
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所犯下的暴行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声誉，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本人会支持此类罪行。但共产主义之所以崩溃，主要是因为它在苏联集团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所实行的模式，未能为民众提供足以与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体民众相媲美的生活水平。
这些失败并不能反映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描述中的缺陷，因为马克思从未描述过共产主义：他对共产主义社会将如何运作的细节毫无兴趣。相反，共产主义的失败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缺陷：马克思对人性的错误认识。
马克思认为，并不存在天生的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他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可以推论，如果改变社会关系——例如，通过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废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新社会中的人将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截然不同。
马克思并非通过对不同经济制度下人性的详细研究而形成这一信念的。相反，这是对黑格尔历史观的一种运用。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历史的目标是人类精神的解放，而当我们都认识到自己是普遍人类精神的一部分时，这一解放便会实现。马克思将这种“唯心主义”的论述改造为“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的推动力是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而解放则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工人阶级将成为实现普遍解放的手段，因为它是私有财产的否定，因此将迎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
马克思认为，一旦工人集体拥有生产资料，“合作财富之源”将比私人财富之源更加充沛地涌流——事实上，充沛到分配将不再成为问题。这正是他认为无需详细阐述收入或商品如何分配的原因。事实上，当马克思读到两个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合并的纲领草案时，他将“公平分配”和“平等权利”之类的措辞斥为“过时的空话废话”。他认为，这些措辞属于一个稀缺的时代，而革命将终结这一时代。
苏联证明，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不会改变人性。大多数人并没有投身于共同利益，而是继续为自己及亲近之人追求权力、特权和奢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人财富之源比集体财富之源更加充沛，这一最明显的例证，恰恰可以在那个至今仍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大国的历史中看到。
在毛泽东时期，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才开始迅速增长。当时，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他曾宣称：“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允许私营企业设立。邓小平的改革最终使8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也造就了一个收入不平等程度超过任何欧洲国家（且远高于美国）的社会。尽管中国仍宣称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很难看出其经济中有何社会主义成分，更遑论马克思主义成分。5
如果中国不再受到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影响，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在政治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他确实已无关紧要。然而，他的思想影响依然存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虽已趋于淡化，却已成为我们理解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之力量的一部分。我们不必相信马克思曾不审慎地表述的那样：手推磨造就了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磨造就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各个方面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最重要的启示是消极的：思想、宗教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并非独立于我们用以满足需求的工具，也并非独立于我们围绕这些工具所组织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若此点似乎过于显而易见而无需赘述，那是因为我们已将这一观点内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如今都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