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字技术的不信任——也就是缺乏对数字工具的信心——程度很高，而且仍在加深。
疫情后的大重塑将引发人们对重建过程中该使用哪些技术的思考。
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明确启示：重点保障关键组织的安全；保护远程办公能力；并广泛应对不信任，以便采用适用于具体危机的技术。
疫情后，计划借助数字工具和创新来“重建”，却可能在第一道关卡就受挫，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信任建设者，也不信任正在建造的东西。
数字信任的基础是安全与责任：保护人们的工具和规则。但人们对数字技术及其掌控企业的不信任程度很高，而且仍在加深。历史也表明，新技术往往会损害使用者或开发者的利益，却让少数掌控者从中获益。
如果不解决数字信任缺失的根源，并设法建立它，我们就难以通过转型走出当前的新冠疫情危机。
有人要求立即重新开放并“重建”，马克·安德里森也提出了类似主张：“是时候开始建设了”，但这误判了问题。真正的问题并非我们是否会重新开始建设和创新；建设与创新是人之本性。问题在于我们希望建设什么技术，谁会有动力去建设，以及如何建设。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变革性的社会——一个能够抵御下一场灾难的社会——就必须采取系统性方法。然而，只有解决数字信任问题，才可能开展必要的协作。
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数字工具的应用带来三点启示。
1. 保障关键组织安全
首先看安全问题，从医疗保健到远程办公工具，安全漏洞和脆弱性削弱了我们对抗疫情（或在疫情期间工作）所用工具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机构的信任。医院、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全球卫生组织在大量新患者涌入、且新型疾病要求医疗服务方式作出重大改变的情况下承受着巨大压力，发现自己尤其容易受到安全漏洞、勒索软件及其他网络攻击的侵害。
这里的明确启示是，每个连接互联网的组织（尤其是提供关键服务的组织）都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如果患者不相信当地医院能提供基本护理，就不会前往就医；这样一来，我们既无法帮助这些患者，也失去了监测疾病传播的机会。
应对这一重大威胁，为如何协作建立数字信任提供了指引。一些企业和政府目前正携手合作，努力提供工具和专业知识，帮助关键组织抵御网络威胁，从而保护民众免受新冠病毒侵害。尽管目前的应对远未达到威胁的程度，但这是一个开端，也说明如果我们决定投资网络安全和数字信任，事情就可以这样推进。
2. 从大规模居家办公实验中汲取经验
这场危机带来了远程办公革命，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建立这些技术数字信任方面的突出失败和一些成功之处。这些成败经验有助于指引未来的转型。
责任缺失、道德失范以及对隐私等价值观的威胁，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不那么显眼。然而，当所有人都居家办公并依赖众多数字中介时，这些问题便会格外突出。例如，视频会议和远程办公工具普遍存在的漏洞，加上导致隐私丧失的默认设置，影响了从职场人士、大学生到试图参加线上课程的儿童等所有人。这些公司为了仓促上市，没有考虑对用户造成的伤害，因此压缩了必要的安全措施。
这种短期追逐用户和利润的做法，会造成数字信任的长期缺失。
如果不对用户隐私或易用性平等承担责任，最终会让用户转而反对这些企业，在我们的价值观与经济之间造成冲突，进而损害两者。这里的启示是，应将用户及其福祉放在首位。必须将安全内置和隐私保护内置等原则融入设计，才能维护人们对这些工具的信任；疫情期间以及未来工作方式转变、变得更具韧性时，我们都需要这些工具来支撑经济。
3. 不信任妨碍危机应对
信息本身通过数字方式连接并在网上传播，也受数字信任逻辑的影响。看看接触者追踪应用面临的问题吧。这些应用由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开发，旨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由于人们不相信这些公司会保护相关人员的数据，官员们不愿使用这项可能有帮助的技术（而一些政府尝试推出此类应用的做法也未能赢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受到阻碍，原因是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建立可信数字系统的必要性。
美国仍在了解新冠疫情将造成多么严重的人身与经济损失之际，一种观念正逐渐形成：所谓的“正常”已成为过去，要恢复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就需要一场广泛的“重塑”，或一场百年一遇的生活方式与制度变革。
大重塑需要数字信任
社会和经济走出当前危机时将发生重塑，而且很可能变化显著。我们有机会利用这段时间，有意识地推动转型，使其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也更加公平。但要重塑一个更安全、更平等、更稳定的世界，我们必须将数字信任置于核心位置。这意味着，无论是创造新技术，还是将旧技术应用于新问题，我们在设计时都必须把安全、责任、问责和伦理关切放在首位。
大重塑需要新的制度和商业模式，也需要构建这些制度与模式所需的新数字技术。所有参与设计这一未来的人，让我们从建立数字信任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