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准制定机构到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非营利组织在悄然支撑全球网络韧性方面发挥着作用，而政府和市场单靠自身无法复制这一作用。
资金不足的非营利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处于“安全贫困线”以下，使整个生态系统暴露于层层传导的网络威胁之下。
共同利益网络基金（Common Good Cyber Fund）等汇集资金的机制，提供了一种可扩展且公平的方式，以增强全球网络韧性并保护人权。
网络犯罪常被视为一场拉锯战：犯罪分子不断创新，力求领先于反制措施，而政府则致力于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私营部门往往处于中间位置，一方面力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保护客户并遵守执法要求。
然而，非营利组织在维护互联网安全方面也发挥着虽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标准制定机构制定技术协议，使网络能够安全互联互通。开源项目维护着关键的网络安全工具。基础设施类非营利组织负责保障命名、编号和路由系统的安全，而这些系统是互联网正常运行的基础。
非营利组织跨越国界开展工作，提供共享的防御工具，并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否则这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彼此隔绝。
与此同时，国家和地区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在发生事件时提供快速响应与协调。
这些只是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部分组织类型。它们共同建立信任、增强韧性并促进合作，这是政府或私营部门单独都无法实现的。
然而，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严重不足，难以维持其在抵御网络犯罪的系统性防御中所发挥的作用。其结果是出现全球性安全缺口，使个人、机构乃至整个国家都暴露在风险之中。
为何网络韧性中的公平至关重要？
非营利组织跨越国界开展工作，提供共享的防御工具，并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否则这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彼此隔绝。若在缺乏系统性支持的情况下要求它们履行这些职能，既短视又危险，而且从长远看也不可持续。
风险最高的群体处于专家所称的“安全贫困线”之下。学校、医疗机构、记者、政府监督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是最缺乏自我防护能力的群体，却要承受网络攻击最具毁灭性的后果。
这种脆弱性并非个别现象。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全球网络安全展望》中的调查数据《2026年全球网络安全展望》显示，各地区、各行业和各规模组织之间的网络防护能力仍存在严重不均，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已超出单个实体的范围。
小型组织报告网络韧性不足的可能性是其他组织的两倍，而跨行业来看，37%的非政府组织和23%的公共部门组织报告韧性不足，相比之下，私营部门仅为11%。
这些差距使整个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和供应链暴露于层层传导的网络风险之下，并强化了专家日益所称的网络不平等。
其中一些脆弱群体面临成为数字跨国镇压的受害者的风险，即威权政权将其触角延伸至网络空间，以压制、骚扰或危害异见人士。
网络威胁格局是怎样的？
除资源缺口之外，民间社会还面临着格外密集的威胁格局。在网络和平研究所（CyberPeace Institute）的网络和平追踪器（CyberPeace Tracer）自2018年以来已记录到针对非政府组织的超过60万起数字威胁。
其中包括数十万次网络钓鱼尝试和凭证泄露，其攻击规模可与规模大得多、资源更充足的行业相提并论，并远远超出大多数民间社会组织能够识别或承受的范围。
这些攻击不仅会危及数据安全，还会扰乱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的基本服务和项目，这凸显了将数字韧性提升为核心战略要务的紧迫性。
网络犯罪具有全球性、传播迅速且利润极高，但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项公共利益……
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网络安全人才短缺。根据《2026年全球网络安全展望》，缺乏网络安全专业知识，是非政府组织（51%）和公共部门（57%）面临的第二大韧性挑战。
在报告网络韧性不足的组织中，85%还表示缺乏关键技能和人员，而高度具备韧性的组织中这一比例仅为22%。
这些缺口在本已面临较高网络风险的地区最为突出，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些地区的组织报告称，缺乏实现网络安全目标所需的技能。
非营利组织如何扩大网络防御规模？
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在为所有人守护互联网安全的工作中发挥作用。一项解决方案是由一个非营利组织联盟与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合作推出的共同利益网络基金（Common Good Cyber Fund），旨在资助致力于保护网络公共利益的组织。
该倡议得到七国集团（G7）领导人的支持，将使政府和私营部门能够汇集资源，帮助非营利组织扩大影响力，将支持重点投向高风险和弱势行为体，并持续提供惠及所有人的系统性防御。
该基金既是一种金融工具，也是推动变革的催化剂。通过建立联合投资平台，资助方与非营利组织能够就优先事项达成一致，更有效地评估干预措施，并降低给捐助方和受资助方带来负担的管理成本。如此一来，该平台将为互联网的集体防御奠定更加坚实、更具韧性的基础。
网络犯罪具有全球性、传播迅速且利润极高。应对网络犯罪需要生态系统中的每一方发挥作用，包括非营利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