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撰文指出，反映碳社会成本的碳税被视为限制碳排放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
一些国家征收碳税，但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采取其他措施，而非征税。
碳税只针对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包括其他碳化合物，例如农业产生的甲烷。
反映碳社会成本的碳税被视为限制碳排放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碳排放密集型商品价格上涨，会降低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碳税通常对化石燃料征收。一些国家已采用此类税收，另一些国家仍在讨论。也有人支持征收全球碳税。然而，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采取其他措施来遏制碳排放。而在已采用碳税的国家中，税率差异很大，而且还有其他措施与之并行。自然会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普遍优先采用碳税，而不是其他限制排放的政策？即使已经征收碳税，为什么还需要其他政策？
政府可能不愿采用碳税有充分理由，其中之一与其福利影响有关。例如，对化石燃料征收的碳税往往具有累退性，影响相对更多地落在较贫困者身上，而非较富裕者。即使碳税可能具有累进性，价格上涨仍会使较贫困者承受福利损失，因为他们的消费篮子会变得更贵。设计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类损失并非易事。补偿制度可能尚不完善，也可能难以识别受影响者或将资金送达他们手中。因此，即使政府征税，也可能仍不愿将碳税提高到足以按其期望幅度减少排放的水平。政府可能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征新税在政治上可能很困难，因为既得商业利益集团会因此受损。
出于其他原因，让化石燃料的市场价格立即上涨以反映社会成本，也未必可取。燃料碳税旨在通过提高一种关键资源——驱动经济运转的“燃料”——的成本来重塑经济。但经济重塑需要时间，因为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无法顺畅地流入新行业。在转型期间，资源可能长期闲置；短期内，价格涨幅越大，潜在的经济扰动也越大。
其他行业使用的一部分资源会流入可再生能源及其配套行业，推动投资和就业增长。然而，这也不会自动、立即弥补化石燃料领域投资的减少，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短期内供需错配将会出现。再加上多项经济变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例如燃料储量规模、搁浅资产规模、冬季严寒程度、气候政策未来走向、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创新速度以及需求风险，经济扰动可能被放大的原因便一目了然。
碳税的另一个问题是，它针对的是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并不直接针对其他碳化合物，例如甲烷。甲烷在大气中的存续时间较短，但增温潜势很大。农业和畜牧业、森林砍伐、废弃物管理或土地利用不当产生的碳排放难以评估和监测，通常不会被直接征税。因此，需要并已采用替代性的非税政策，来限制这些来源的碳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政策包括调整粪肥和废弃物管理、饲喂方式或土地利用做法等。
因此，政府会采用多种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监管措施，将调整分散到市场、社会和时间的不同部分，实际上也就是设定一系列隐性税收和其他财政激励措施。例如，禁止进口所有非电动豪华汽车，或对所有豪华游艇的排放征税，显然都是旨在惩罚富裕消费者的政策。要求办公楼安装节能设备是另一项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提高城市停车费、投资绿色公共交通，或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政府补贴，也都是此类措施。对于每一项排放量目标，都需要一揽子政策，即使已经征收碳税也是如此，因为市场并不完美或完整，消费者掌握的信息可能并不充分，调整也并非没有成本；政策在政治上能否持续至关重要，分配问题也不容忽视。各种政策的额外成本最终由谁承担，取决于所采用的政策组合和市场特征。但显然，政策工具箱越丰富越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