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主动干预各类系统，触发积极的临界点，进而带来迅速的有益变化。
多个系统可能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临界转变，引发连锁式的有益变化。
企业正在推出学徒计划，以在网络安全、会计和数据分析等多个领域招聘和培训员工。
一个小男孩被迫坐在餐桌旁，听大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大人的事情。他感到无聊。起初他很难做到：用脚顶住桌框，把椅子向后仰到只剩后腿着地，再伸直双腿。但靠近支点时，这一过程几乎变得毫不费力，如同漂浮一般，只需偶尔用脚尖轻轻一点。
然后……出事了。只需多踢一下脚尖，就足以越过无法回头的临界点，男孩仰面重重摔倒。
男孩已越过“临界点”，此后变化已不可避免。而在大得多的尺度上，同样的过程可能导致冰川骤然消失或雨林干涸。
我们是一支由200多位作者组成的国际团队的一部分，参与撰写了新的《全球临界点报告》该报告在迪拜举行的COP 28气候变化谈判期间发布。
地球系统中至少有五个临界点只需轻轻一点即可被触发，包括主要冰盖崩解、珊瑚礁消失，以及北大西洋洋流环流的突然转变。这些“负面”临界点已非常接近，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加以防范。
所幸，在人类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中，也存在带来良好结果的临界点，即“积极”临界点。事实上，它们已在多个领域出现，从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到社会运动和植物基饮食。我们的报告阐述了干预这些系统的方法，以促使积极的临界点得以触发，例如让期望的变化成为成本最低、最便捷或在道德上最可接受的选择。
多个系统甚至可能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临界转变，引发连锁式的有益变化。例如，当电动汽车成为主要道路交通工具的临界点到来时，电池技术将持续改进并降低成本。
这可能会引发另一个积极临界点，即电池用于储存可再生能源，并进一步推动家庭中热泵的使用，如此循环往复。此外，还存在我们所称的“超级杠杆点”，即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宣传活动、强制性要求和激励措施进行有针对性干预的关键位置，从而在各行业推动广泛变革。
这些行动听起来可能相当轻松，只需最后轻轻一点，便能推动系统越过无法回头的临界点，并加速其向新的（在此情境下为期望的）状态转变。只需让所期望的技术成为更便宜的选择；出台新的法规或强制性要求；投资新的基础设施；建立新的机构；改变习惯或社会规范；然后等待系统发生转变。
但回到我们那个小男孩的比喻，这忽略了前期所需的大量艰苦工作，尤其是在开端阶段，这些工作是抵达最后那道关键门槛所必需的。无论人们举出哪个典型的变革性转变案例——无论是丹麦向风能的转型、哥伦比亚签署《化石燃料不扩散条约》，还是厄瓜多尔投票禁止在亚马逊地区进行石油钻探——背后都有一段更为漫长的政治斗争历程。
颇为有趣的是，就挪威率先向电动汽车（EV）转型而言——目前挪威新车销量中超过80%为纯电动车——这一转型还涉及流行乐队a-ha，该乐队在国际上最为人所知的是其1985年的热门歌曲《Take On Me》，这一关联恰如其分地呼应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a-ha时刻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a-ha乐队的主唱Morten Harket和键盘手“Mags”Furuholmen与建筑学教授Harald Røstvik以及环保人士Frederic Hauge联手合作，三人共同开始播下挪威交通变革的种子。他们先是发起宣传活动争取公众支持，随后带着挪威媒体前往瑞士，参加太阳能电动汽车赛事“太阳之巡”（Tour de Sol）。他们还试驾了一辆改装的电动菲亚特熊猫（Fiat Panda），续航里程为46公里。
受此鼓舞，他们着手将一辆类似车型引入挪威。他们充分利用每一个拍照机会，并积极倡导让电动汽车成为成本最低、最便捷的选择：呼吁取消电动汽车的进口税、注册税和公司用车税，免除电动汽车的增值税和道路通行费，并允许其免费使用公交车道和渡轮。
多年来，挪威政府对a-ha的诉求始终无动于衷。作为回应，a-ha拒绝缴纳通行费和停车罚款。最终，该车被扣押并拍卖，令全国媒体欢欣不已，他们争相抢占最佳位置进行报道。一位同情该事业的人士以最高价中标，并随即将这辆车交还给了这支流行乐队。
这一循环反复上演，直到1997年挪威才将电动汽车免除道路通行费。到2009年，倡导者的所有诉求均已得到满足，政府也开始大力投资建设公共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积极临界点所需的各项促成条件均已具备，自2011年起，挪威的电动汽车市场开始迅速增长。
要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尽可能接近1.5°C的水平，我们需要迅速而呈指数级的变化。全世界都需要在社会各部门和各领域复制挪威电动汽车市场快速跨越临界点的经验。《全球临界点报告》为如何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提供了一份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