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要应对长期性、复杂性、相互关联和系统性的挑战，同时权衡各种艰难取舍。
长期以来，气候和环境政策主要针对企业，如今决策者正日益重视让公民参与其中。
要从我们现有的增长模式转向我们期望的绿色增长模式，我们需要全员行动，共同应对三重地球危机。
我们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这三重地球危机。为避免其可能对经济、人类健康以及支撑未来增长的自然资源基础造成灾难性影响，需要立即采取大范围行动。政府需要应对长期性、复杂性、相互关联和系统性的挑战，同时权衡各种艰难取舍。然而，目前的进展仍远远不够。
公民似乎并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2024年经合组织信任度调查 显示，近70%的公民认为政府应优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仅有42%的公民相信本国能够在未来十年内做到这一点。这体现了决策者与民众之间的信任赤字。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的气候和环境政策主要针对企业，但决策者正日益重视让个人和公民（即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其中。个人和公民是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可在推进气候政策行动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公民，我们亲身经历气候政策的实施，享受其带来的益处，也承担其成本。作为个人，我们做出行为选择，影响自身、家庭或工作场所。作为普通人，我们分享观点、传播规范、塑造文化。
气候行动的四个关键行动领域
政府与公民之间有效的气候行动互动应是什么样的？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公民参与并加强公共传播？政府政策又如何“助推”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个人行为？
四个关键行动领域尤为突出，有助于释放“民众力量”的全部潜能，共建更绿色的未来：
1) 获取透明、开放的数据对于建立公民对政府行动的信任至关重要。仅有40%的公民认为政府决策基于现有最佳证据和数据（经合组织信任度调查）。政府需要利用透明、开放的数据获取渠道，更好地告知民众绿色政策行动的相关信息。法律框架和指导方针对于确保相关信息得以发布并便于获取至关重要，但气候问题的广泛性给界定哪些信息具有相关性带来了挑战。在多个方面已取得进展。例如，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收集公众对气候政策的态度和信任度信息，同时监测自身活动的碳足迹，并披露在实现气候目标方面的进展。
2) 仅获取信息是不够的；政府需要通过公共传播策略建立信任，并有效就政策改革和政策成效进行传播。关于公众对气候政策态度的调查显示，人们对政策成效（例如政策是否真正带来减排效果）及其分配影响（成本与收益如何分担）的看法，是影响政策支持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公共传播工作可在构建有说服力的叙述、打击错误信息以及回应对政策成效和公平性的关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这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各国政府在设计传播活动以推动行为改变方面日益成熟，并根据特定受众和公民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政府还在探索与公众互动的创新方式，例如通过社区领袖或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等值得信赖的第三方传播者开展工作。
3) 至关重要的是，为公民创造更有意义、更具包容性的机会，使其能够切实参与政策和决策过程，从而使其意见得到倾听，关切在政策改革成果中得到体现。仅有30%的人认为其政治体制赋予了他们发声的机会（经合组织信任度调查）。因此，必须通过以创新和以人为本的方式推进政策设计与实施，从而更好地吸纳公民参与。各国政府日益倾向于在气候政策制定中采用协商式审议程序，并将其制度化纳入决策，例如设立气候变化公民议会（例如在丹麦、爱尔兰、法国、荷兰和英国）。各国还在推动将更多元化的声音纳入政策制定过程，例如青年和原住民社群的意见。获取信息、开展传播和积极参与也是促进更好问责的关键推动因素。过去几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诉讼案件在全球范围内激增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诉讼案件 ——其中大多数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起——这有助于加强环境法律的执行。
4) 行为科学可帮助政府“助推”个人养成更绿色的行为。这一领域潜力巨大，所谓需求侧减缓策略正日益受到决策者的重视。在交通、饮食和建筑能效方面的行为改变，可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至70%（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减少家庭消费对环境影响的潜力已有充分记录，但实现这一潜力一直十分困难。因此，鉴于亟需加大行动力度以限制气候变化并改善环境质量，理解并克服行为改变的障碍必须成为政策优先事项。经合组织关于环境政策与个人行为改变的调查（EPIC）深入探讨了家庭的态度与行为、其环境影响，以及这些决策如何与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绿色选择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便利性是影响家庭决策的关键因素。这可为设计需求侧减缓政策提供有益指导。例如，如果缺乏合格的服务提供商（这表明需要加强职业培训以增加此类技术服务人员），仅对家庭隔热改造或热泵提供补贴将难以奏效。若不同步投资建设便捷且价格合理的公共交通或便于使用的电动汽车充电站，抑制高排放汽车使用（例如对汽油征收碳税或补贴电动汽车）的效果可能不佳。
要从我们现有的增长模式转向我们期望的绿色增长模式，我们需要全员行动，加快并扩大行动规模，共同应对三重地球危机。政府和企业在引领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公民、消费者和个人更积极地参与，可以放大我们在绿色转型中的集体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