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为何人们尽管担忧气候变化，却未能采取行动。
研究发现，人们希望气候政策既有效，又不会给他们带来经济负担或加剧不平等。
向公民提供清晰、相关的气候政策信息，是赢得支持并推动行动的关键。
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星球构成了巨大挑战，影响着我们环境、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星球正处于一个临界点。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表明，行动已刻不容缓。然而，政府、行业和个人的应对往往显得不足。
作为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及社会经济学实验室的创始人，我一直被一个关键问题所吸引：尽管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担忧与日俱增，为何我们仍未看到更有效的应对行动？
这一悖论正是我们近期一项研究的核心所在。该研究与经合组织（OECD）及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在20个国家开展。我们深入探究了这些国家公众对气候政策的看法之复杂性，力求理解民众支持或反对这些举措背后的深层原因。
是什么促使人们支持气候政策？
我们发现，人们支持（或不支持）气候政策（或缺乏相关政策）的原因有多种。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人们更可能支持那些他们认为能切实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
然而，人们对这些政策的环境影响存在明显的认知差距。例如，若对燃油价格征收5%的税，碳排放量会下降多少？禁止汽车驶入城市中心，对污染有何影响？鉴于这些影响即便对气候科学家而言也十分复杂，此种认知差距并不令人意外。但它往往导致人们对气候政策持怀疑态度，并不愿予以支持。
我们还发现，人们担心气候政策对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许多人担心此类政策可能导致生活成本或税负上升，从而影响其日常生活。这种经济焦虑是获得广泛支持、推动必要气候行动的重大障碍，在低收入家庭，或受居住地及可用交通或能源方式所限的人群中尤为突出。
但或许我们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人们的考量不仅仅出于自身利益。人们高度关注气候政策如何影响社会中境况较差的群体。政策可能对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较贫困社区造成的负担，对塑造公众对气候政策的看法至关重要。人们更可能支持那些被其视为具有累进性的政策，换言之，即那些将更多财政负担分配给高收入家庭的政策。
这对于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有三点重要启示。
1）气候政策的设计必须倾向于累进性
例如，碳税常常遭遇阻力。但当其收入用于累进性事业时，其受欢迎程度会显著提升。例如，若资金用于向低收入或弱势家庭提供直接现金转移支付，或专款用于绿色投资，这些税收所获得的公众支持将远高于其被用于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或并入一般政府收入的情况。
2）人们倾向于偏好监管而非税收
例如，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受访者更倾向于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直接禁止污染车辆，而非对此类车辆征税。尽管经济学家可能认为这一做法不如矫正性税收或补贴有效，但它契合了人们对公平解决方案的诉求。允许富裕人群“花钱排污”，许多人难以接受，他们更支持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这也反映出人们对环境政策中公平与正义的深切关切。
3）有针对性的信息至关重要
人们本就担忧气候变化，因此阻碍他们采取行动或支持行动的，并非对气候变化后果缺乏了解。真正能产生影响的，是阐明具体政策不仅能减少排放，而且本质上具有累进性。若能保证政策不会对低收入个人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或保证受影响的贫困家庭将获得充分补偿，便可显著提升公众对这些举措的支持。
气候政策的沟通
这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教训：透明、有重点的政策沟通具有重要价值。向公民提供关于影响其生活的气候政策的清晰、相关信息是基础。但这不仅仅是告知，更在于回应具体关切，并展示政策如何在兼顾公平与成效的前提下制定。
我们的研究带来了谨慎乐观的理由。它表明，我们可以改进气候政策的思路，使其更有成效、更获广泛支持。通过制定累进性政策和公平的监管措施，并向公众作出恰当解释，各国政府便能推动更强有力的集体承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本文作者是世界经济论坛增长未来全球理事会成员，该理事会隶属于增长未来倡议。该倡议旨在支持政策制定者平衡增长、创新、包容、可持续性和韧性等目标，同时管理各项权衡取舍并利用其协同效应。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参与其中，请联系 cnes@weforu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