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美国研究发现，直接损失只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负担的一部分。
灾后时期对经济发展的次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因为重建会从其他部门占用宝贵资源。
作者利用CPS收入数据考察自然灾害在整个收入分布中的影响，发现中产阶级收入受到显著冲击。
他们认为，能够支持经济困难群体的适应性策略有助于规避部分影响。
自然灾害对经济和民众生活具有短期和长期影响。例如，天气冲击及由此引发的宏观经济波动使新西兰经济损失相当于永久性消费的0.3%（Gallic and Vermandel 2020）。直接损失只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负担的一部分（Noy 2009, 2012）。灾后时期对经济发展的次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因为重建会从其他部门占用宝贵资源：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会使人均收入在二十年后下降7.4%，从而抵消3.7年的平均发展成果（Hsiang and Jina 2014）。这对于经常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具有重大影响。本文介绍了一项关于自然灾害对美国各县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结果（Pleninger 2022）。
为何研究美国？
美国频繁遭受各类自然灾害，且存在地域差异。此外，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了区域、州和县各级的灾害宣告数据，其评分超过地质测量指标。灾害宣告排除了发生在偏远地区的无关紧要的自然灾害，因此能够衡量实际影响。
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的灾害宣告数量最多（图1，上图）。在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飓风等沿海风暴是最常见的被宣告灾害（图2，下图）。中西部最常见的灾害是暴雨。干旱和野火主要出现在西部。灾害通常会在多个县宣告，而一个县往往会在每年就不同类型的灾害发布多次灾害宣告。
图1 灾害数量与灾害类型
不同类型的收入
为估算自然灾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使用了1996¬至2017年的当前人口调查（CPS），该调查提供了不同的收入定义。总收入由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构成，其中劳动收入可进一步分为劳动报酬和转移收入。
每种收入类型都可以按个人或家庭层面加以定义。由于数据更易获取，相关文献通常依赖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不平等指标，这忽略了配偶之间的家庭内部不平等。相比之下，以个人为单位的指标可能会高估总体不平等，因为家庭成员往往至少会在家庭内部共享部分收入。同时使用这两种指标可以提供真实影响的上限和下限。
利用CPS收入数据，我将各县的所有收入划分为三组，即底层、中层和顶层，以估算对整个收入分布的影响。底层收入群体包括收入最低的40%的收入者。相比之下，顶层收入群体包括收入最高10%的个人或家庭。
中产阶级收入受到影响
结果表明，自然灾害对中产阶级收入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以个人为单位的指标，这一影响尤为强烈。家庭内部的收入平滑似乎吸收了部分影响。从时间维度观察这些影响，图2表明其影响本质上是短期的。灾害发生当年影响显著为负，但数年后变得不显著。此外，这一影响主要由劳动报酬（右上图）驱动，尤其是工资（下图）。自然灾害对底层40%或顶层10%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顶层10%的资本收入有负面影响。由于即使对顶层收入群体而言，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小，这些影响未体现在总收入结果中。
图2 对中等收入的长期影响
移民是否重要？
遭受严重灾害的县出现了更多的人口迁出、更低的房价和更高的贫困率（Boustan et al. 2020）。多项研究表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人口规模、家庭居住地选择以及商业部门发展具有影响（Hornbeck 2012；Coffman and Noy 2012；Kahn 2010）。CPS数据显示，在本研究分析的时间范围内，4%的样本人口发生了迁移。然而，报告自然灾害为迁移主要原因的人不到1%。大多数迁移者表示，其主要原因是工作、家庭或住房。由于大规模且具有选择性的迁移流动可能影响收入分配，有理由认为是迁移而非自然灾害在影响收入。因此，构建了一个将迁移者送回其原居住地的样本，据此计算基于这些重新分配收入的收入不平等指标。这些合成指标代表了在没有迁移情况下的收入不平等。在控制迁移因素后，主要结果依然成立，这表明自然灾害对收入的影响并未因迁移而产生偏差。
适应有所帮助，但灾害加剧则不然
失业保险是一项重要的适应工具，它在个人遭遇经济困难时为其提供支持。自然灾害对失业救济金没有同期影响。然而，灾害发生一年后，救济金显著增加。救济金发放的这一时滞，是自然灾害对收入产生同期负面影响的原因之一。因此，适应对于规避部分影响十分重要。在研究过去五年内经历过零至四次灾害的县的影响时，也能观察到这一点。图3显示了自然灾害对总收入（左上图）、中产阶级劳动报酬（右上图）和顶层10%劳动报酬（下图）的影响，横轴为近期灾害的给定次数。在过去五年内未经历灾害的县，影响呈强烈负向。但在经历过一至两次先前灾害的县，收入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最后，随着灾害次数的累积，对中产阶级劳动报酬的影响（右上图）越来越负。
图3 先前灾害的影响
政策含义
灾害频率和严重程度的上升，给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应对灾后局面带来了挑战。首先，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已经很高：美国的基尼系数超过40，而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则在30多的低位（世界发展指标，2022）。1 由于最初的不平等程度较高，收入分配所承受的额外压力很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其次，对中产阶级收入的强烈影响表明，该收入群体并未得到保险和其他福利的充分保护以缓冲这些影响。最后，事前没有自然灾害经历的县往往受影响更大，这表明适应性政策是有效的，因此应当得到更广泛的实施。例如，加快失业救济金的发放速度，可能会缓解灾害发生当年所面临的部分经济压力。
参考文献
Boustan, L P, M E Kahn, P W Rhode and M L Yanguas (2020), “The effect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in US counties: A century of dat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18: 103257.
Coffman, M and I Noy (2012), “Hurricane Iniki: measuring the long-term economic impact of a natural disaster using synthetic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7(2): 187-205.
Gallic, E and G Vermandel (2020), “Weather shock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24: 103409.
Hornbeck, R (2012),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he American Dust Bowl: Short-and long-run adjustments to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4): 1477-1507.
Hsiang, S M and A S Jina (2014), “The Caus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on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6,700 Cyclon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452.
Kahn, M (2010), “Climatopolis: How will climate change impact urbanites and their cities?”，VoxEU.org，9月11日。
Noy, I (2012), “The enduring economic aftermath of natural catastrophes”，VoxEU.org，9月5日。
Noy, I (2009),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8(2): 221-231.
Pleninger, R (2022),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orld Development 157: 105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