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专家认为，各国应当达成双边协议并组建联盟，在国际碳市场“俱乐部”内交易碳信用额度。
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于2021年7月启动，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碳市场将是国际气候大会COP26的一个重点议题，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
在缺乏全球碳交易机制的情况下，各国应当达成双边协议并组建联盟，跨境交易碳信用额度。
经过多年试点，备受期待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于7月初启动。这将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初期覆盖发电行业的200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每年排放超过40亿公吨二氧化碳。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1%的排放量被纳入碳定价体系。如果我们想实现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这一比例就需要大幅提高。中国新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使全球被碳价覆盖的排放量比去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展现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方面的巨大潜力。
碳市场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工具，它能够以最有效率的价格实现减排。但要让碳定价体系有效激励更绿色的生产，碳价就需要大幅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有效碳价约为每吨60欧元（71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两位当代顶尖经济学家的研究，碳造成的全球社会成本更高，为每吨100美元。如果国际社会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根据政策诚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到2025年，气候变化每年可能造成1.7万亿美元的损失，到2075年将增至约30万亿美元。
如今，大多数排放仍未定价，这意味着企业没有监管压力去购买碳信用额度以抵消其碳足迹，或减少碳排放。中国等大规模新碳定价计划将加快全球碳定价的覆盖范围，从而推高碳价。
在气候领域，各方都在关注中国提出的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新承诺。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现在需要迅速的政策行动和落实来跟进。中国正迅速从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之一，转变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气候领导者之一。
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仅涵盖能源和少数几个工业部门，但并未对农业和林业等土地利用部门的排放进行定价。土地利用占全球排放量的比例高达25%，而中国是农业和渔业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
要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并将气温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解决土地利用部门的排放问题至关重要。这将需要对土地利用部门进行全面转型，类似于过去几十年能源转型中所见的变革，包括遏制森林砍伐、结束土地用途变更，以及大幅减少农业生产的排放。
在全球范围内，热带森林砍伐每年造成约50亿吨碳排放，超过整个欧盟的排放量，是航空业排放量的五倍。这可以追溯到少数关键商品的生产。实现真正的土地利用转型，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生产牛肉和大豆等食品，还关乎纤维、木材、纺织品和建筑材料的生产。世界需要转向高产且再生的农林生产方式。这不仅将减少排放，还将为生物多样性、水质和土壤健康带来诸多益处，并有助于提高农场的长期生产力，从而保障粮食安全。
将土地利用排放纳入中国（或全球）碳定价机制，将向农业生产者发出信号，促使其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并投资于自然气候解决方案。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强调保护国家自然资本的必要性，并在实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框架下收紧了国内环境标准。中国已实施农业红线制度，为农业用地数量设定最低底线。生态保护红线使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保护，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灾害并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中国在国家空间土地利用综合规划方面的独特经验，即兼顾粮食、气候和生态安全，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转型为气候领导者。中国政府将于10月在昆明主办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5，其中生物多样性融资将是重点议题之一，这为中国继续巩固其在环境领域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契机。碳市场有潜力同时释放大规模资金，流向碳减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碳市场也将是今年晚些时候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国际气候大会COP 26的重要议题。《巴黎协定》第6条旨在落实国际间减缓成果转让的规定，该条款规范国际碳市场，延续了《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随着《京都议定书》期满，迫切需要达成新的国际协议。各国在马德里举行的上一届气候大会上未能达成共识，今年6月的会间谈判也未取得成效。
答案或许在于：对于工业化国家，可以组建政府联盟，愿意跨境交易碳信用额度，以实现其国家气候目标；对于森林国家，则可以通过此类交易为其自然遗产保护筹资；或者通过双边协议实现。今年早些时候，秘鲁与瑞士达成了首个国际转让协议，许多国家或许会效仿这一做法。
如果中国支持设立此类国际碳市场“俱乐部”的构想，它将成为一项强有力的工具，助力我们朝着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目标更进一步。
Teresa Hartmann是世界经济论坛气候与自然事务负责人。朱春泉是世界经济论坛中国自然倡议负责人。作者为“中国观察”撰稿，该智库由中国日报支持。文中观点不一定代表中国日报的立场。
